叔婶十年不与我们来往，我妈过世都没来，如今却提着好烟好酒上

我骑电动车回到家的时候，堂屋的门大敞着，北风灌进去，把桌上那两条红盒子烟盒的塑料膜吹得哗啦响。父亲还蹲在台阶上，烟头已经换了第三根，脚底下一圈白灰，像撒了一地的盐。

我支好车，跨进门槛，看见叔和婶坐在八仙桌两侧，中间隔着两瓶茅台，红丝带垂在瓶脖子上，一晃一晃的。婶的坐姿比刚才绷得紧了些，两只手交叠着搁在膝盖上，指头来回绞着，把棉裤上那一小块布面搓出了毛边。叔还是那个姿势，背微弓，两手撑在膝盖上，像是随时准备站起来走人。

屋里暖气烧得足，玻璃上蒙了一层白雾，把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柿子树糊成了一团灰影子。父亲的咳嗽声从门口传来，闷闷的，带着烟熏过的嘶哑。他走进来的时候，鞋底蹭着水泥地面，沙沙的，像秋天扫落叶的声音。

我站到墙角，靠着我妈从前放缝纫机的那块地方。缝纫机早卖了，但地面上的四道支脚印还在，浅浅的凹痕，里面嵌着陈年的灰。我妈以前就坐在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前给我们补衣服，脚踩踏板的声音嗒嗒嗒，针头扎进布里的时候，机身会轻轻地颤。我小时候爱趴在缝纫机边上睡午觉，枕着她叠好的碎布头，闻着机油和棉布混在一起的味道，睡得天昏地暗。

婶突然开口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大哥，房子翻新了？"

父亲嗯了一声，坐回他的老位置，椅背对着墙上的日历。那日历还是去年的，我妈走之前买的，上面印着胖娃娃抱鲤鱼，翻到十月就没再动过了。父亲坐在那里，背后是那个咧着嘴笑的胖娃娃，怎么看怎么不搭。

"去年秋天翻的，"父亲说，"你嫂子走之前老念叨房顶漏雨，我赶在入冬前把瓦换了。还想着她能住上新屋顶过个冬……"话头断在这里，像一根线被剪断了。

婶的嘴唇抿紧了，眼睛看着桌面，那两块水渍已经洇得更大，把桌布上绣的那朵牡丹花泡成了模糊的一团。叔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伸向那两瓶茅台，摸了摸瓶身上的标签，又缩回去。

屋外有小孩子跑过，喊着"放炮去"，脚步声啪啪啪地敲着青石板，渐渐远了。

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过年，叔和婶还没跟我们闹翻那会儿，每年除夕两家人都是在一起过的。奶奶坐在炕头最暖和的地方，裹着她那条褪了色的枣红围巾，指挥着我们贴对联、摆供桌。我妈和婶挤在厨房里，一个擀皮一个包馅，饺子摆得整整齐齐，圆鼓鼓的像一群白胖子。我爸和叔在院子里放炮，叔胆子大，敢用手捏着二踢脚的屁股放，砰的一声手心震得发麻，他还咧嘴笑。

那时候的除夕夜，堂屋里的灯泡昏黄，八仙桌上摆满了菜，热气把窗玻璃糊得什么也看不见。奶奶会从她那蓝布包袱里掏出几个红纸包，一人一个，里面包着崭新的五块钱票子。我妈的饺子馅里总包着一枚五分钱硬币，谁吃到了就有一年的好运。有一回是我叔吃到了，他举着那枚被饺子汤泡得发黑的硬币满屋子跑，婶在后面追他，两个人笑作一团。

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慢慢褪色，泛黄，最后碎成一地的雪花。叔和婶坐在我对面，头发白了，脸上的褶子密了，跟十年前判若两人，但有些东西是变不了的——比如叔笑起来右嘴角比左嘴角高，比如婶紧张的时候爱搓裤面，那些细微的习惯像刻在骨头里的记号，时间再久也抹不掉。

父亲给自己倒了杯茶，也给叔倒了一杯。叔接过去的时候说了声"谢谢大哥"，那声"大哥"叫得有些生涩，像是舌头底下压了一颗石子，滚了几下才吐出来。

婶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西墙那个老式碗柜前面。碗柜是榉木的，漆面剥落了大半，门关不严，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瓷碗。婶伸出手，摸了摸柜门上那道深深的划痕——那是我小时候拿改锥刻的，刻了个歪歪扭扭的"王"字，被父亲揍了一顿。

"这柜子还在。"婶的声音有些飘，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父亲端着茶杯没回头，说："你嫂子舍不得扔。说这是咱妈结婚时候陪嫁的，用了四十多年了。"

婶"嗯"了一声，手指沿着那道划痕轻轻滑过，然后转过身，突然对着父亲鞠了一躬。那个躬弯得很低，她的后背弓起来，棉袄下的脊椎骨一节一节地凸出来，像一串珠子。她的头几乎要碰到膝盖了，停了大约有三四秒，才慢慢直起来。

"大哥，"婶的声音带着哭腔，"这些年是我们不对。大嫂走我们没来送，我们猪狗不如。"

父亲手中的茶杯顿住了，杯底磕在桌面上一声闷响。我看见他的手背青筋跳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在皮下面挣扎着要出来。他没有抬头，对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梗说："坐吧，站着干什么。"

婶又坐了回来，从裤兜里摸出一方手帕，蓝格子的，折得四四方方。她攥着手帕在眼睛上按了按，吸掉了没掉下来的泪，然后深吸一口气，声音平稳了些："大哥，上个月我在县城碰见二爷家的小孙子了。他说大嫂走了，说你们家就剩你跟孩子两个人了。我回去跟老三家说了，一晚上没睡着。"

叔在旁边轻轻点了点头，目光还是钉在墙上我妈的遗像上。那张照片是我妈五十岁生日时在镇上照相馆拍的，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头发烫了卷，笑得很开。照相馆的师傅让她说"茄子"，她说成了"鞋子"，照出来嘴巴咧得有点歪。我爸当时还嫌照得不好看，但我妈说就这张好，显得喜庆。后来放大装框，挂在了堂屋最正中的位置。

从我进门到现在，叔一直在看那张照片。他的眼睛不大，笑起来会眯成一条缝，这遗传自我奶奶。此刻那双眼睛定定地看着照片里我妈的笑脸，眼角的皱纹堆叠在一起，像一张揉皱了的纸。他的嘴唇微微翕动，像在念叨什么，又像只是无意识的动作。

我走过去给炉子里添了块蜂窝煤。铁炉子是我妈冬天最喜欢的物件，上面总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现在那壶水空了，壶底有一圈白渍，像干涸的湖床。我把炉门拉开，火苗蹭地蹿上来，红色的光映在对面墙壁上，把我和叔的影子投成了两道长长的黑影，在墙上交叠又分开。

婶把那两瓶茅台往父亲那边推了推，说："大哥，这是老三托人买的，真的。他说你喝了一辈子散装酒，过年该喝点好的了。"父亲抬起头看了叔一眼，叔也正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碰了一下，又各自避开，像两只试探着靠近的刺猬。

叔终于开口了，声音比我想象中低，像砂纸磨过铁皮："哥，拆迁那两万块钱，我这些年心里一直揣着。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揣了十年。我跟你嫂子搬到县城去，换了号码，不是躲你们，是躲我自己。"他顿了顿，手指头在桌面上叩了两下，指甲剪得很短，圆秃秃的。"我每次走那条巷子，看见你们家院门，脚就软。我知道我对不起大哥大嫂，对不起老太太。"

父亲突然咳了一声，很大的一声，像是要把嗓子眼里堵着的东西咳出来。他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搁下，说："过去的事别说了。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

可是叔像没听见一样，继续说下去："妈走的时候，你们来送，我看见了。你跪在那儿磕头，磕得额头都青了。我当时站在灵堂后头，想过去跟你说句话，两条腿就是迈不动。后来你走了，我跪在妈的棺材前面哭了一宿。你嫂子陪着我，两个人在灵堂里坐到天亮。那年冬天特别冷，灵堂里没生火，脚冻得没了知觉。"

婶在旁边接道："那年老三回去就病了一场，烧到三十九度，嘴里一直念叨着妈。好了以后，人就不太爱说话了，整天闷在屋里看电视，一看看一天。我说回镇上看你们，他说别去，没脸去。"

婶说到这里，又去擦眼睛。她手里的蓝格子手帕已经湿了一角，攥得皱巴巴的，像一块腌过的咸菜。父亲把脸转向窗户，玻璃上的白雾更厚了，什么都看不见。炉子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我扭头看去，一块煤裂开了，橙色的光从裂缝里透出来。

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的枯枝在风里吱呀作响。那棵树是我妈生下我那年种的，说是图个"柿柿如意"的好彩头。每年秋天柿子熟透的时候，我妈会踩着梯子上去摘，用竹竿绑了网兜，一个一个地往下够。我蹲在树下捡，把完好的放进竹篮里，磕了皮的搁在窗台上晒柿饼。叔还没跟我们闹翻那会儿，每年都来摘柿子，他个子高，不用梯子，一伸手就够得着树顶最红的那几个。我妈总说："老三，树顶上的留几个给鸟吃。"叔就嘿嘿地笑，说："嫂子，鸟吃不如我吃。"

那些年树顶上的柿子总是不够分，被叔摘走大半。我妈也不恼，说没事，明年还长。后来两家不来往了，柿子每年还是照熟，只是再没人来摘。我妈会挑一些好的装进塑料袋里，挂在院门上，说要是老三路过就顺便拿走。但那塑料袋挂了又烂，烂了又挂，始终没人取走。我妈走前那年秋天，柿子结得格外多，压得枝头都弯了。她一个人踩着梯子摘了一下午，腰疼了三天。那些柿子最后大多被邻居分了，我和我爸吃不完，送人送了半个村。

婶的目光也落在了窗外的柿子树上。她说："大嫂每年秋天都挂柿子，我过路的时候能看见。有一回实在没忍住，趁着晚上没人，拿走了两个。回来跟老三一人一个吃了，两个人都没说话，但那柿子是真甜。"

父亲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蹭出刺耳的声音。他走到碗柜前面，拉开柜门，从里面摸出一个玻璃罐子。罐子里码着深褐色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像叠起来的硬币。他把罐子搁在桌上，拧开盖子，一股甜腻的香气立刻散开来，混着暖气的干燥，灌满了整个屋子。

是柿饼。我妈做的柿饼。每年秋天她把摘下来的柿子削皮、晾晒、捏扁，一层一层码进玻璃罐里，封上盖，等霜降之后拿出来吃。那罐柿饼码得整整齐齐，每一片都裹着白霜，像落了雪的瓦片。

父亲把罐子推到叔面前，说："你嫂子去年做的，最后一罐了。她没吃完就走了。"

叔盯着那罐柿饼，盯着上面那一层白霜，眼睛慢慢地红了。他的鼻翼翕动了两下，嘴角往下撇，又使劲抿住。婶伸手拿了一片柿饼，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叔手里，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她嚼得很慢，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嚼着嚼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滴在桌上那两瓶茅台中间，吧嗒一声。

叔把那半片柿饼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喉结上下滚了滚，咽下去了。然后他把手伸向那罐柿饼，又拿了一片，这次没掰，整个塞进嘴里，嚼着嚼着忽然就弯下了腰，脸埋在双手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婶把手搭在他后背上，轻轻拍着，嘴里念叨着："吃吧，多吃点，大嫂做的柿饼最好吃了。"

父亲站在旁边，手扶着碗柜的门，指节攥得发白。他看着叔佝偻的后背，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我站在炉子边上，火苗烤得我脸发烫，可脚底板却是凉的，一股寒意从脚心窜上来，一直窜到喉咙口，堵得我说不出话。

炉子上的水壶不知什么时候被谁灌了水，这会儿已经咕噜咕噜地响起来，白色的水汽从壶嘴里喷出来，把窗玻璃上那层雾又加厚了一层。屋子里全是柿饼的甜味、水汽的潮味，还有叔身上那股陌生又熟悉的烟草味。所有的气味搅在一起，暖烘烘的，让人鼻子发酸。

叔直起身子的时候，眼角还挂着泪痕。他把那罐柿饼小心翼翼地捧起来，像捧着一个易碎的东西，问父亲："大哥，这罐我拿回去行吗？"父亲转过身，背对着他说："拿去吧，放那儿也是落灰。"

叔把罐子轻轻放回桌上，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一张把脸擦干净，又抽了一张递给婶。两个人收拾停当，重新坐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桌上那半罐子柿饼还在，婶脸上被纸巾擦过的地方有些发红，叔的鼻尖也是红的。

我忽然想起一句老话，说吃甜的东西能让心里好受。不知道我妈当年做柿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罐子甜能让她的小叔子在多少年后哭一场。

天色暗下来了，窗外的白雾变成了灰蓝色。父亲起身开了灯，日光灯嗡嗡响了两声才亮起来，白惨惨的光把屋子照得纤毫毕现，连桌布上那块被茶水洇湿的痕迹都看得清清楚楚。婶主动去厨房张罗晚饭，说"大哥你别动手，我来"。父亲拗不过她，就由着她去了。

我跟着婶进了厨房，给她打下手。厨房里那盏灯泡换成过节能灯，但瓦数不大，昏昏黄黄的，把婶的背影罩在一层暖光里。她系上我妈从前那条蓝布围裙，在灶台前面转来转去，从碗柜里翻出冻在冷藏室的腊肉和排骨，又从冰箱最底层拽出一袋子干蘑菇。

"你爸还留着这些？"婶回头问我。我靠在门框上说："我妈去年晒的，我爸舍不得吃，说留着过年。"婶的手顿了顿，把干蘑菇泡进温水里，蘑菇片浮浮沉沉，褐色的水慢慢漾开来。

婶切菜的动作很利索，刀工比我妈还好，土豆丝切得细得能穿针。我站在旁边剥蒜，蒜皮被热水泡软了，一搓就掉。灶台上那口铁锅我妈用了快二十年，锅底比锅沿薄了一半，婶颠勺的时候手腕一抖，锅里的菜翻了个面，稳稳当当落回去，一点没洒。

"你这手艺比你妈好。"我说。

婶笑了一下，眼角的鱼尾纹堆起来："你妈做菜放盐太重，我老说她，她说不咸不香。"婶把炒好的腊肉盛进盘子里，又刷了锅倒油，油热了之后嗞啦一声把排骨倒进去，肉香味蹭地窜起来，熏得人眯眼。"你妈这个人啊，对人实在，对自己抠。一条围裙用八年不换，补了又补。我那回看见她补围裙，针脚密密麻麻的，我说大嫂我给你买条新的，她死活不要，说这围裙跟你叔送的那条一样一样的，舍不得换。"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见婶腰上那条蓝布围裙，洗得发白的棉布上，靠近下摆的地方有一块方方正正的补丁。婶顺着我的视线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锅铲顿了顿："这条就是你妈那条。她从没跟我说过这是你叔送的。你叔那年在砖窑干活，发了年终奖，买了两条围裙，一条给我，一条让我送给你妈。你妈留了八年。我今天是故意从柜子里翻出来的。"

婶说完，铲子翻动排骨，铁锅里一阵噼啪响。她背对着我，声音被锅铲声盖去大半："你叔那个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当年送了围裙，转头就跟你妈吵了架，不好意思承认是自己买的。你妈也没戳穿，就这么用了八年。"

我靠在门框上，剥好的蒜瓣搁在案板上，白白嫩嫩的几颗。我看着婶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我从来都没真正认识过。十年前她踩着我妈洗好的被单骂街的时候，我恨她恨得牙痒。可现在她在灶台前颠勺，后脑勺的白发被灯光照得像一根根银丝，腰上那条补丁摞补丁的围裙系得松松垮垮，怎么看怎么不像当年那个叉腰骂人的泼辣女人。

"婶，"我喊了一声，"我妈那天说想见你们，是真的。"

婶铲子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滴油从锅铲边缘滑下来，落在灶台上，滋的一声。

我把我妈走前两天说的话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婶没有转过身来，但她的肩膀开始抖。先是轻轻的，像风吹过树梢，后来幅度越来越大，锅铲磕在锅沿上，咣当一声，排骨汤溅出来几滴。婶放下铲子，两只手撑在灶台边沿上，头低下去，后背弓起来，整个人像一张被拉满了的弓。

"你妈这个人啊，"婶的声音从弓弦上挤出来，颤颤的，碎碎的，"她都那样了还惦记着我们。她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走过去，伸手搭在婶后背上。棉袄的布料粗拉拉地磨着掌心，底下的肩胛骨一耸一耸的。婶没有转身，只是抬起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心很烫，掌沿上的茧子硌得我皮肤发痒。

灶台上的排骨汤还在翻滚，白色的泡沫顶着锅盖一跳一跳的。油烟机嗡嗡转着，把厨房里的水汽抽走大半，玻璃窗上又结了一层新的雾。

婶松开我的手，把围裙撩起来擦了一把脸，转过身继续炒菜。她什么都没再说，但我看见她下颏上还挂着一滴没擦干净的泪，在灯光下一闪就落进了锅里。

那天晚饭吃得比我想象中要久。叔和我爸喝了两瓶茅台，两个人都上了头，脸膛红得像门上的春联。婶做了八个菜，其中四个是我妈以前常做的：腊肉炒蒜苗、排骨炖蘑菇、酸辣土豆丝，还有一碗蛋花汤。蛋花汤端上桌的时候，叔拿勺子的手停了一下，因为那个汤碗是我妈最喜欢的那只青花瓷碗，碗沿有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纹，被我妈用鸡蛋清抹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叔舀了一勺汤送进嘴里，什么也没说，又舀了一勺。

我爸喝多了话就多，拉着叔的手说他这些年一个人开出租有多累，说我妈住院那三个月他瘦了二十斤，说我上大学那会儿家里紧巴巴的连学费都是借的。他说这些的时候，叔一直在听，时不时"嗯"一声，偶尔插两句："哥，我知道。哥，我也有难处。"两个人的手在桌子中间碰在一起，酒杯又满上了，碰了又干，干了又碰。

婶在旁边劝："少喝点，血压高。"叔摆摆手，说今天高兴。婶也就不劝了，只是在旁边把凉了的菜端回去热了一趟，又从碗柜里摸出一碟子腌萝卜条，说是她从县城带来的。

我看着这一桌人，看着灯光下他们泛红的脸、碰在一起又分开的杯子、筷子上夹着的菜、嘴里嚼着的往事，突然发现墙角我妈的遗像被灯光照出了一圈淡金色的边，像个镀了金的相框。照片里她歪着嘴笑，牙齿露得有点多，跟这热腾腾的饭桌配在一起，像是在旁边站着看着似的。

我忽然觉得，我妈可能真的就在这儿。在厨房里那口用了二十年的铁锅里，在碗柜里那只青花瓷碗的裂缝里，在婶腰上那条补丁围裙的针脚里，在那罐柿饼裹着的白霜里。她哪儿都没去，就在这屋里，跟我们一起过年。

那顿年夜饭吃到了十点多。叔和婶没走，父亲把西屋收拾出来让他们住。西屋以前是奶奶住的，奶奶走后一直空着，铺盖卷还卷在炕梢，被母亲用防尘布罩着。婶把防尘布掀开的时候，拍了拍被褥上的灰，说还是那个味儿，樟脑球混着阳光晒过的棉布味儿。

叔站在西屋门口，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已经泛黄，上面是我爸和叔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个人穿着军绿色的的确良衬衫，站在老槐树底下，笑得没心没肺。我爸比叔高半个头，胳膊搭在叔肩膀上，叔歪着头靠过去，两个人像两根长在树根底下的野草，被风吹到了一处。

叔看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最后伸手把相框扶正了一点，转身进了屋。

第二天一早，我被厨房里的声响吵醒。隔着门缝，看见婶在灶台前面忙活，腰间还是系着那条蓝布围裙。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着小米粥，案板上切好的咸菜丝码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摆了一碟子炸好的油饼，金灿灿的，香气从门缝里钻进我的鼻腔。

父亲和叔已经坐在堂屋里了，两个人一人一个搪瓷缸子端着喝茶。外面的天刚蒙蒙亮，灰蓝色的光从窗户透进来，把屋里的家具镀上一层冷调。叔指着我爸茶杯里浮沉的水垢说："哥你这水壶该换了。"我爸说："换什么换，还能用。"

吃饭的时候婶给我盛了一碗稠稠的小米粥，粥面上结了层米油，黏稠稠的像胶水。婶说趁热喝，养胃。我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烫得直抽气，婶笑了，说跟你妈一个德性，喝粥从来不吹。

那天吃完早饭，叔和婶说要走了。父亲没挽留，只是从屋里拿出两个红塑料袋，装了一兜冻柿子和半扇腊肉，又把我妈那罐剩下没吃完的柿饼重新封好，一并塞进叔手里。

叔接过去的时候，两只手捧着塑料袋，像捧着两座山。他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棵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说："开春了我来帮你们把树修修，树顶上的枝子太密了，结果子不长个。"

父亲点点头，把院门打开。叔和婶走出去两步，婶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孩子，有空来县城玩。婶给你做粘豆包。"我说好。她又看了我爸一眼，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最后只是冲我爸摆了摆手，说："大哥，回吧，外头冷。"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叔和婶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婶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右脚比左脚迈得大，身子微微往左晃，跟我妈说的"你婶走路像鸭子"一模一样。叔跟在后面，步子慢一些，两只手各拎着一个红塑料袋，弯腰驼背的，像两根被晒蔫了的豆角。

父亲站在我身后，咳嗽了一声。我没有回头看他，但我知道他一定也看着那个方向。巷子里的风卷起地上的碎纸片和枯树叶，打着旋儿往天上去，老槐树的影子横在路面上，被初升的太阳拉得很长。

那只橘猫又来了，蹲在槐树根底下舔爪子。我蹲下去，拿手拨了拨它下巴下面的软毛，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眯着眼把头往我掌心里蹭。阳光照在它背上，那些深浅不一的橘色斑纹被晒出了暖融融的光泽，像一块晒透了的柿子皮。

"走了，"父亲在身后说，"该上工了。"

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猫毛，转身回了院子。院门关上的一刹那，我听见巷子尽头好像传来一声喊，模模糊糊的，听不清是叔还是婶，但那个调子我认得——是我妈从前每回送客人出门时都会说的一句："路上慢点。"

风把那句话吹散了，融进了腊月末尾的空气里。

那之后的日子，像河里的水一样不紧不慢地淌。腊月二十九，我和父亲把旧春联撕下来，换了新的上去。父亲踩在梯子上，我扶着梯腿，他在上面横不平竖不直地贴，我在底下喊"左了左了""高了高了"，最后把门两边贴得一高一低，像两个喝醉了酒的人靠在一块儿。父亲从梯子上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说挺好，你妈要在肯定又要说贴歪了。我说她没说就不算歪。

三十那天，镇上家家户户放了整夜的炮。我和父亲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馅是我和的，父亲说盐搁得少了，我说少盐健康。煮饺子的时候我在灶台前守着，水汽蒸得脸通红。父亲在堂屋里摆供桌，把我妈的遗像擦了又擦，又在相框旁边摆了一碟子柿饼、一碟子苹果、一碟子点心。香炉里插了三炷香，烟气袅袅地升上去，在天花板下面盘旋成一小片青白色的雾。

饺子端上桌的时候，父亲又拿出了三副碗筷。他往那只青花瓷碗里夹了三个饺子，又倒了半杯酒，搁在空座位前面。然后他坐下来，对着那碗饺子举了举杯，抿了一口，没说话。

我也坐下，夹了一个饺子咬开，白菜猪肉的汤汁滚烫地流进嘴里，鲜得人眉毛一抖。窗外谁家的电视里传来春晚主持人的声音，热闹得不行，把巷子里零零星星的炮仗声都盖住了。

我吃着吃着，忽然想起小时候有一年除夕，叔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挂一千响的鞭炮，在院子里铺开了放，响得耳朵嗡嗡了一天。我妈捂着耳朵往屋里跑，奶奶坐在炕头上笑得直抹眼泪，婶端着饺子追出来骂叔"败家子"。那一年的除夕，满院子都是硫磺味、饺子香和笑声，把堂屋的灯泡都震得晃了三晃。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十年的冷和硬，像一堵从地里长出来的墙，把两家人隔在两边。更没想到，十年之后的这个除夕，那堵墙会倒得这么快，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

初一早上，父亲去镇上走亲戚，我一个人在家。院子里的鞭炮屑还没扫，红纸碎了一地，被雪水浸成了暗红色。我把扫帚拿出来，从院门开始往里扫，扫到柿子树底下的时候，看见树根旁边埋着什么东西露出一截。我蹲下去拨开浮土和落叶，掏出来一看，是一个玻璃弹珠，里面嵌着螺旋状的红蓝彩条，转一转，光线在彩条上碎成细细的彩虹。

那是我小时候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滚到树根底下，被土埋了。我拿水龙头冲干净，弹珠亮晶晶的，彩条在阳光下缓缓旋转，像一个小小的万花筒。我把弹珠揣进兜里，继续扫地。

初二那天下午，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邻居来拜年，开门一看，是叔一个人。他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半旧的黑色羽绒服，领口的毛磨得发黄，手拎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卤好的猪蹄，一个装着糖耳朵。他搓了搓冻红的手，说："路过，顺道来看看。"

父亲从屋里迎出来，让叔进屋。叔把塑料袋搁在桌上说："你婶卤的，趁热吃。"他坐下来，搓着手，鼻头冻得通红，也不说要干什么，就那么干坐着。父亲给他倒了杯热茶，他接过去捂着，热气扑在脸上，眉眼间的皱纹舒展开一些。

两个人又不说话了。窗外的风小了些，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把院子里的雪晒化了一层，滴滴答答地往下淌水。院墙根底下那排冻着的白菜，有一棵倒了，斜靠在墙上，蔫头耷脑的。

叔喝了两口茶，忽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折得方方正正的，展开了搁在桌上。是一张老照片，褪色褪得厉害，边角卷得不像样。照片上是三个人：年轻的奶奶坐在中间，怀里抱着一个穿红肚兜的娃娃，左边站着一个穿军绿色衣服的大孩子，右边站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

叔指着那个大孩子说："这是你爸。"又指着那个小姑娘说："这是你妈。"然后指了指奶奶怀里的红肚兜娃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

我凑近看，照片上那个红肚兜娃娃脸蛋圆嘟嘟的，眼睛弯成两条缝，咧着嘴傻笑，嘴里的牙还没长齐。我看了半天，实在没法把这个傻笑的娃娃跟我面前这个头发花白、背弯如弓的叔联系在一起。

"这照片是你妈给的，上回从西屋柜子里翻出来的。"叔说，"以前放在你奶奶那屋的，后来搬家乱了，以为丢了。没想到你妈收着。"

我爸拿过照片看了很久，拇指在照片上轻轻摸了摸，把卷起来的边角按平了。"这照片有四十多年了，"他说，"那时候咱妈还年轻。"

叔嗯了一声，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已经模糊了："1978年春，于镇上照相馆，母子三人。"

父亲看了那行字，沉默了很长时间。炉子里的火噼啪响着，把屋里的热气烘得均匀。叔的茶喝完了，父亲给他续上，开水倒进杯子里，茶叶梗打着旋儿浮上来又沉下去。

"哥，"叔忽然说，"我想去妈坟上看看。"

父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说："去呗，初三我去，咱俩一块儿。"

叔说好，又把那照片翻过来，对着光看了看，小心翼翼叠好塞回兜里。他站起来要走，父亲挽留他吃饭，他摆摆手说："你婶在家等着呢，初三再吃。"父亲把他送出院门，我站在堂屋门口，看见叔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老槐树的枝桠上落了两只灰麻雀，蹦来蹦去地啄着什么。

初三一早，父亲穿上了他那件熨得最整齐的深蓝色棉袄，口袋里揣了香、纸钱和一包桃酥。我跟在身后，三个人往坟地走。河堤上的雪已经化了大半，露出底下湿漉漉的泥地，踩上去一脚一个深坑。河面解冻了，水流声脆生生的，像谁在弹一根绷紧的弦。

叔一路没怎么说话，只是走得很快，把我爸甩了半截路。到了坟前，他先蹲下去，用手把墓碑周围化雪后长出来的杂草一根根拔掉。那些草根扎得深，拔出来带了一坨泥，叔也不嫌脏，就那么攥在手里，攥了一把就堆在旁边，整整齐齐的一排。

拔完草，他从兜里掏出香和纸钱，用打火机点着了。火苗刚起来就被风刮歪了，他用手拢着，护着那点火，纸钱慢慢地烧起来，灰烬打着旋儿往上飞。叔把三炷香插进碑前的土里，然后跪了下去。

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潮湿的泥地上，也不管棉裤膝盖处立马洇湿了两团深色。他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额头碰到地面的时候，带着泥水的声响，闷闷的。

爸站在旁边，看着他磕完头，从兜里掏出那包桃酥，掰了两块搁在碑前，自己也蹲下来说："你大嫂爱吃桃酥，以前走亲戚总买这个当点心。"

叔还跪着没起来。他的肩膀又开始抖了，这回抖得厉害，整个人像筛糠一样。他没哭出声，但我看见他背上的羽绒服一抽一抽的，后脖颈子那块的筋绷得老高。风把他手里的纸灰吹散了，黑蝴蝶一样绕着坟头飞了两圈，飘飘荡荡地落进了河堤下面的麦田里。

父亲伸出手，在叔肩膀上拍了拍。那只手很轻，像拍一个做噩梦的孩子。叔的肩膀慢慢停止了抖动，他直起身，用手背蹭了一把脸，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咔咔响了两声，人往前晃了一下，被父亲一把扶住。

"行了，"父亲说，"你大嫂看见了。"

叔点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墓碑上我妈那张歪着嘴笑的黑白照片，嘴唇动了动。风把他的话吹碎了，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只听见最后几个字："……来陪你说说话。"

回去的路上，河堤上又起了风。父亲的棉袄下摆被吹得翻起来，露出里面那件我给他买的红毛衣，领口磨出了毛球。叔走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步子迈得差不多快。我走在最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发现今天的太阳格外好，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堤面上，又长又直，一直延伸到河面上。

河水哗啦啦地淌着，冰碴子撞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有卡车从桥上过，轰轰的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麦田那边。

接下来的几天，叔来得越来越勤。初三送了他新买的电热毯，初四送了一箱苹果，初五干脆提着一兜子菜和肉上门，说是婶让他送来的，顺便蹭顿饭。父亲也不赶他，每次来了就泡茶，两个人坐在堂屋里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叔的话比以前多了些，会说我爸新换的窗帘颜色不好看，会说镇上那家修车铺的师傅手艺不行，会说县城最近新开了个超市东西便宜。

我爸听着，偶尔接两句，大部分时候嗯嗯啊啊地应着。两个老头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播着《乡村爱情》，屏幕的光映在他们脸上，明暗交替。叔的脚翘在茶几边上，袜子露了一截，深灰色的，脚后跟那块磨得透亮。我爸的脚规规矩矩放地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坐得端端正正。

初六晚上，叔没走。父亲把西屋又收拾出来，铺盖卷重新抖开，被褥上那层樟脑球的气味已经散了，变成了一股干爽的棉花味。叔躺进去的时候说这被褥软和，比县城的席梦思舒服。父亲站在门口说了句"那你多住两天"，把灯关了。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西屋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叔的鼾声，均匀、绵长，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在平稳地运转。那鼾声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两家还没闹翻的时候，有一回叔喝醉了酒睡在咱家炕上，打了一宿的呼噜，打得梁上的灰都往下掉。我妈第二天一边扫灰一边笑骂："老三这呼噜，能把房顶掀了。"

此刻那呼噜声隔着门板传出来，闷闷的，却莫名让人觉得踏实。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自己屋。

过了初七，年味就淡了。镇上的人开始上班，工厂的门开了，快递站也恢复了运转。我每天照常去分拣包裹、送货，电动车后座绑着大大小小的纸箱，沿街窜巷地跑。有时候路过叔家门口那条巷子，会下意识地放慢速度，往老槐树底下看一眼。橘猫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

正月十五那天，叔和婶一起来了。婶提着一兜子汤圆，黑芝麻馅的，说是自己包的。父亲在院里挂了两盏红灯笼，电线从屋里扯出来，灯泡在灯笼里头亮着，把院子照得通红。天还没全黑的时候，父亲就在院中间摆了张小方桌，四个人围坐着吃汤圆。

汤圆煮得圆滚滚的，浮在碗里像一群白鹅。我咬了一口，黑芝麻馅淌出来，烫得直伸舌头。婶在旁边笑："慢点吃，有的是。"叔吃了两个就放下了，说血糖高，不能多吃。父亲也不劝了，只是把桌上的药瓶往叔那边推了推，说别忘了吃。

吃完汤圆，叔和婶说要回去了。父亲说再坐会儿，婶说末班车快没了。父亲也就不留了，从屋里拿出两个灯笼，红绸子面的，底下坠着金色穗子，说："拿回去挂阳台上，喜庆。"婶接过来，道了声谢。

我送他们到巷口。月亮升起来了，圆溜溜的一轮挂在天上，把巷子里的石板路照得发白。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地，枝桠的影子像无数只张开的瘦长手指。叔走在前面，婶跟在后头，两个人手里各拎着一个红灯笼，走动的时候穗子晃啊晃的，像两朵会走路的红花。

婶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来冲我说："孩子，你爸一个人在家，你多陪陪他。"我说知道了。婶又说："想吃什么就给婶打电话，婶给你做。"

我说好。

他们继续往巷子外走，月亮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一前一后地叠在青石板上。走出老远了，婶的声音又飘过来一句："路上冷，回去吧。"

我站在槐树底下没动，看着那两个红灯笼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了两个小红点，融进了巷子尽头的夜色里。月亮升得更高了些，清辉洒了满巷。我低头看见脚边有一片什么东西在反光，蹲下去捡起来，是那个玻璃弹珠，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兜里掉出来了，滚在石板缝里。

我把弹珠攥在手心里，那颗红蓝彩条在月光下转出细细碎碎的光，像一条冻住了的彩虹。我忽然想起我妈以前说过，玻璃弹珠里的彩条是烧出来的，高温把颜色熔进玻璃里，等它冷却了，颜色就永远封在里面了。

有些东西大概也是这样的。被时间的高温烧过，被生活的冷风淬过，最后封在某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待着。但你要是拿出来对着光转一转，里面的颜色就全亮出来了。

我把弹珠重新揣进兜里，转身往家走。院门口那两个红灯笼还没灭，在风里轻轻晃着，光晕撒了一地的碎金。父亲站在门口等我，看见我回来了，把门往里让了让，说："进来吧，风大。"

我跨进门槛，反手把院门关上。门轴还是老毛病，吱呀一声拖了老长。院子里的柿子树还在那儿立着，枝桠上光秃秃的，但底下已经冒出了星星点点的嫩芽，青褐色的，要凑近了才看得见。

父亲回屋了，电视机还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嗡嗡的像蚊子叫。我站在院里，看着那棵柿子树在月光底下长出来的新芽，又抬头看了看天上那轮圆月。

春天快来了。

后来的日子，叔和婶来镇上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叔一个人，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后座绑着菜或者水果，来了也不提前打招呼，敲了门就往里进，跟我爸两个人坐在堂屋里喝茶看电视，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是婶跟着一块儿来，一进院就撸袖子干活，不是帮我爸洗被单就是擦窗户，要不就钻进厨房里忙活半天的吃食。我爸拦过几回，说不用这么勤快，婶就说"我乐意"，我爸也就不拦了。

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叔果然来了，扛着一把修枝剪和一把小锯子，说是给我家那棵柿子树整枝。他搬了个梯子靠在树干上，登上去的时候腿有些打颤，我赶紧在底下扶着。叔在上头咔嚓咔嚓地剪，剪掉的枯枝噼里啪啦往下掉，落了我一脑袋。父亲在底下指挥："左边那枝太密了，剪掉。对，就那个。"叔应声咔嚓一剪子，树枝啪地掉下来，在地上弹了两下。

婶从厨房端了碗水出来递给叔，叔就着碗沿喝了半碗，剩下的浇在了树根底下。水渗进土里，把新翻的泥土洇湿了一小片。婶说："等秋天柿子下来，多给我留几个，我要做柿饼。"父亲在旁边笑："你们家那罐子还没吃完吧？"婶说吃完了，早吃完了。叔从上头下来，拍拍手上的木屑说："这回的柿子保准个儿大，你看我剪得多好。"

那天晌午四个人在院里吃的饭，也没进屋，就着院子里新垒的小石桌坐了，婶炒了两个菜，又拌了个凉菜，就着馒头吃了。春日的阳光暖烘烘地照着，树影子在桌上摇来晃去。叔吃着吃着打了个喷嚏，喷了一桌子馒头渣，被婶骂了句"老不正经"。

我看着他们拌嘴，想起十年前那个站在我家院门里叉腰骂街的婶，再看看眼前这个替叔擦嘴角馒头渣的婶，恍惚觉得中间那十年像个被抽走了的章节，翻过去就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但其实痕迹一直都在。叔有时候看着我爸的背影发呆，目光空茫茫的；婶做饭的时候会把菜盛进那只青花瓷碗里，然后端起来怔怔看一会儿；父亲深夜坐在堂屋里一个人抽烟，对着我妈的遗像自言自语。那些都还在，只是被日子一层一层地裹起来了，像蚌壳里的沙子，磨得久了就变成了珠子。

三月底的时候，父亲查出了高血压。叔知道了，当天下午就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来了，后座驮着一台新的电子血压计，又带了一兜子降血压的草药。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搁，冲我爸说："从今天起我每周来给你量一次血压，你那烟，掐了。"

我爸有点懵，看着那台血压计发愣。叔已经拆开了说明书，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地看，看了半天说了句："这玩意儿怎么用？"我接过来帮他调好，给父亲量了一次，高压一百四十五，低压九十。叔听完皱了皱眉头，说不行，得吃药，又把他带来的草药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这个是罗布麻，泡水喝，这个是天麻，炖鸡汤。"

从那天起，叔每周雷打不动地来两次，骑着他那辆叮当乱响的自行车，后座绑着各种瓶瓶罐罐。来了先给我爸量血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在旁边监督我爸把药吃了，再坐下来喝茶看电视。婶有时候跟着来，来了就包饺子、炖肉，把我家那个空空荡荡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

我有时候下班回来，推开门就看见两个老头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两杯茶、一盘花生米，电视开着但谁也没看，不知道在聊什么。聊的也不是什么大事，无非是哪个邻居家娶了媳妇、市场上菜价涨了还是降了、最近镇上那条路又在修。但这些鸡毛蒜皮的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暖洋洋的，像被太阳晒过的棉被。

有一回我回来晚了，进了院子就听见堂屋里传来笑声。推门一看，叔正比划着什么，脸笑得通红，父亲坐在对面也跟着笑，笑得直拍大腿。我问笑什么呢，叔说在说你爸小时候被鹅追了三条田埂的事。父亲说你可别提了，叔说你提我提不是一样么，然后就又笑。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笑。屋里的灯光昏黄，炉子上坐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白汽，窗外春风把柿子树的嫩叶吹得哗啦啦响。那只橘猫不知道什么时候跟进来了，蹲在暖气片旁边舔爪子，听见笑声抬了抬眼皮又低下头去。

那种感觉很奇怪。明明这个屋子里少了个人，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少。我妈的遗像还在墙上挂着，歪着嘴笑，她看见这一幕大概也会笑的。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大概就是看她家老大和老三能像小时候那样坐在一块儿笑。

四月的时候，镇上来了个唱戏的班子，搭台子在村广场唱了三天。叔和我爸连着去了三天，每天吃过晚饭就拎着小马扎出门，看完才回来。我爸以前不爱看戏，嫌吵，但那几天去了，回来还跟叔讨论剧情，说那个唱花旦的嗓子不够亮，叔说人家才学艺三年，不错了。

婶在电话里跟我抱怨："你叔现在天天往你们家跑，比回自己家还勤。"我说那你也来呗，婶说"我来了谁给你叔做饭？"我说"那我爸做"，婶在电话那头笑，说"你爸那手艺，还是算了吧"。

五月的时候，父亲生日。我没提前跟他说，但那天一早叔和婶就来了，婶拎着蛋糕，叔抱着一箱啤酒。父亲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问你们怎么来了。叔说"今天你生日你不知道？"父亲想了半天说"好像是"。

婶把蛋糕搁在桌上插蜡烛，说五十六了，插六根吧。叔说五十六插五根加一根。两个人为了插几根蜡烛争了半天，最后还是父亲自己拿过蜡烛插了六根。我点了火，关了灯，烛光把三个人的脸照得暖融融的。父亲对着蜡烛看了好一会儿，闭上眼睛吹了。

吹完之后他说："你大嫂以前每回我过生日都做一碗长寿面，搁两个荷包蛋，一个都不许我少吃。"

婶把蛋糕切开递给他一块，说："吃吧，今天吃甜的。"

父亲接过蛋糕咬了一口，奶油沾在嘴角上没擦。我递了张纸巾过去，他接过来擦了擦，继续低头吃。

那天的晚饭是婶做的，包了我妈最拿手的韭菜鸡蛋饺子。父亲吃了两大盘，叔吃了一盘半，我吃了一盘。剩下的婶打包了，说留着明天早上煎着吃。临走的时候，叔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我爸，是个绒布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枚银戒指，素圈，没什么花纹。

叔说："以前大嫂那枚戒指不是丢了么，我上回在县城看见，就买了。你给她收着，或者……你自己戴着也行。"

父亲接过那枚戒指，捏在指头里转了转，银色的光在他掌心里闪了一下。他没说什么，把戒指揣进了上衣内兜里，拍了拍。

叔和婶走了之后，父亲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把我妈的遗像从墙上摘下来，用软布擦了擦，又把那枚银戒指搁在相框边上，靠在一起。他看了很久，最后把遗像重新挂回去，关了灯回屋了。

我路过堂屋的时候，借着窗外的月光，看见那枚戒指搁在相框左下角，银光一点一点地淌在照片里我妈的笑容上。

后来的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我依旧在快递站上班，父亲依旧开着那辆快报废的出租车，叔每周来量两次血压，婶偶尔带着自己做的吃食来串门。柿子树上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密，到六月的时候已经浓荫如盖了，在院子里投下一大片凉影。橘猫夏天不爱动了，整天趴在树底下睡觉，肚子朝天地翻着，谁经过都懒得睁眼。

六月末的一天傍晚，我刚送完最后一趟件回来，看见叔推着自行车站在院门口，后座上绑着一把新鲜的艾草。他喊住我说："明天端午，你爸让你婶包了粽子，明天一早送来。"我说好。叔又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柿子树，说："今年柿子结得不少，秋天有得吃了。"

他说完就跨上自行车走了，车铃叮铃铃地响了一阵，在暮色里渐渐远了。我推开院门进去，父亲正在堂屋里打电话，听口气是跟叔，话尾带着笑。挂了电话之后他转头冲我说："明天你婶来包粽子，你把院里那块艾草插门框上。"

我应了一声，把叔留下的那把艾草分成两束，一束插在院门上，一束插在堂屋门口。艾草的清苦气味立刻散开来，混着傍晚的风，丝丝缕缕地钻进屋里。夕阳把院子照得金黄，柿子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像一幅泼墨画。

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看着院子里那些新长出来的草，忽然说："你妈以前最爱过端午，说这时候的艾草最香。"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淡，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但我看见他的目光落在院角那个石墩上，那个石墩以前是我妈包粽子的时候坐的，现在落了灰，上面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

我没接话，只是蹲下去把院门口那棵长歪了的蒲公英拔了，甩了甩根上的土，扔进了墙角的垃圾堆里。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转身看见父亲还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个石墩，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回屋。

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院子里的光从金黄变成了橘红，又从橘红变成了灰蓝。灯亮了，父亲的身影映在堂屋的玻璃上，模模糊糊的一团，围着桌子慢慢转悠。厨房里传来水龙头拧开又关上的声响，炒菜的油滋声断断续续地响起来。

我站在院里，闻着空气里艾草和饭香混在一起的味道，听着屋里父亲忙活的声响，看着柿子树的叶影在暮风里晃来晃去。

忽然觉得，日子大概就该是这么过的。有磕绊有裂痕，有阴天有晴天，有十年不说话的时候，也有坐在一块儿包粽子、修柿子树的晌午。有些东西碎了，又用鸡蛋白重新粘起来；有些东西散了，又被风吹到一处；有些路断了十年，最后还是连着走回了一起。

端午节那天，婶一大早就来了，带着泡好的糯米、洗干净的粽叶，还有一大碗蜜枣和红豆。她坐在院角那个石墩上包粽子，手指翻飞，两片粽叶一折一裹，糯米填进去，蜜枣搁中间，再这么一系，一个四角尖尖的粽子就成了。

我蹲在旁边看，想帮忙又不会，拿了两片粽叶试着卷，卷成一个漏斗样，糯米撒了一地。婶笑着拍开我的手说："边上坐着去，别捣乱。"父亲和叔搬了凳子坐在树荫底下看着，叔指着我包的丑粽子说："这要拿出去卖，得倒贴钱。"

我瞪了他一眼，叔嘿嘿笑着，眼角都是褶子。

阳光从柿子树的叶缝里漏下来，碎金一样地落在婶的围裙上、落在叔花白的头发上、落在父亲端着的茶杯里。蝉还没开始叫，只有麻雀在树梢上蹦来蹦去，偶尔掉下一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婶的肩膀上，她就顺手拂了去。

风吹过来，带着糯米和粽叶的清香，还有院里月季花刚开的那种淡淡的甜。我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一幕，看着包粽子的婶、看叔和父亲拌嘴、看着灶台上冒着热气的大铁锅，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被婶踩脏了的被单，想起我妈蹲在地上捡被单时背影，想起她那天晚上在灯下洗那块黄泥印子，洗了一盆又一盆水。

要是她还在，这时候应该坐在婶旁边一块儿包粽子，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闲话，蜜枣搁多搁少也能争半天。叔和我爸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嘴被两个女人同时骂回去，然后哈哈笑着继续喝茶。

我低下头，看见自己手心里攥着那枚玻璃弹珠，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兜里摸出来的。夕阳把它照得透亮，里面的红蓝彩条旋转着，映出细碎的光。

"妈，"我在心里说，"你看，他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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