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妈妈的新家过年，开门的竟然是我领导，我下意识喊了声 “爸”

一声“爸”喊出了什么

除夕下午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站在丽景花园12栋301室门口，拎着两箱车厘子一盒茶叶，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电梯里挂的红灯笼还在轻轻摇晃，走廊里弥漫着炸带鱼和炖鸡汤的香气，混着家家户户门口新贴春联的浆糊味，把整栋楼熏得暖洋洋的。

门是那种深棕色的防盗门，门框上贴着一个烫金的“福”字，字是倒着的，寓意“福到了”。福字旁边还贴着一副手写的对联，毛笔字刚劲有力，上联是“喜居宝地千年旺”，下联是“福照家门万事兴”。我盯着那几笔横竖看了几秒，总觉得字迹有些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我来之前做了无数遍心理建设。妈妈三个月前再婚了，对象是个离异多年的工程师，据说是她的高中同学，去年在同学会上重新联系上。妈妈在电话里说起他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许多年没见过的轻快：“老周人特别好，做饭也好吃，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知道妈妈这半辈子不容易。我爸走得早，我十二岁那年他出车祸走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那些年她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去超市做收银，手上常年贴着创可贴，指甲缝里总带着洗不掉的毛絮。我考上大学那天她抱着录取通知书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又红着眼睛去上班，说“儿子出息了，妈再辛苦也值”。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妈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了好些年，我劝她找个伴，她总说“不急不急，等退休再说”。去年她退休了，我本以为她会来跟我住，结果她在电话里支吾了半天，说遇到老周了。

我没反对，也说不出反对的话。只是心里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像是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件毛衣被收进了箱子最底层，明明知道旧了该换了，可真正换上的时候还是觉得别扭。

妈妈让我除夕过来吃年夜饭，说老周想正式认识我。我答应得爽快，可临出门前在镜子前站了十分钟，换了两件外套三双鞋，最后还是穿了最普通的那件灰色羽绒服。我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见面要说的话：“周叔叔好”“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谢谢您照顾我妈”——客气、体面、疏离。

可推门的瞬间，所有的排练都碎了。

门从里面拉开，暖气和饭菜的香气一起涌出来，糊了我一脸。开门的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袖子挽到小臂，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印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卡通鹅。他头发花白但很整齐，眼角有细密的皱纹，笑起来的时候左脸颊上有个浅浅的酒窝。

我认识这张脸。这张脸出现在公司季度总结会的PPT上，出现在年中聚餐的主桌正中间，出现在我入职转正那张审批表的最后签字栏。他是陈正明，我们分公司的总经理，我入职三年来的直属大领导，平时在电梯里遇见都要恭恭敬敬喊一声“陈总”的人。

而此刻，他站在我妈家的门框里，锅铲上还滴着褐色的酱汁，笑着对我张开手臂：“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二十三年来建立的认知体系在这一秒轰然倒塌——我妈的新丈夫，那个据说在南方做工程的老周，怎么可能是我每天在晨会上汇报KPI的顶头上司？

然后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在意识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嘴巴已经自作主张地张开了。一个单音节词从喉咙深处冲出来，声音大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到走廊尽头正在贴春联的邻居都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我喊的是：“爸。”

空气凝固了。厨房里炖汤的咕嘟声停了，客厅电视里春晚的前奏曲停了，连窗外楼下小孩放鞭炮的劈啪声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陈正明脸上的笑容僵在半空中，锅铲上的酱汁“啪嗒”一声滴在大理石门槛上，洇开一小团深褐色的圆点。

我妈围着一条碎花围裙从厨房探出头：“怎么了怎么了？老周你挡门口干嘛？让孩子进来啊！”然后她看见我的表情，看见陈正明举着锅铲僵住的姿势，看见我张着嘴像一条缺氧的鱼，忽然也愣住了。

三个人在门口站成一个奇异的三角形。暖气从屋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裹着红烧肉的甜香和蒜蓉扇贝的鲜味，在我冰凉的羽绒服表面凝结成一层细密的水汽。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千只蜜蜂在里面开年会。

陈正明最先反应过来。他把锅铲换到左手，右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掌心的温度透过羽绒服传进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快进来吧，外面冷。你妈念叨你一上午了。”

他的声音跟公司开会时完全不一样。没有那种公事公办的平稳，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软，尾音微微上扬，像是怕惊到什么似的。

我机械地迈步进门，换鞋的时候手抖得解不开鞋带。我妈蹲下来帮我解，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点想笑：“你看你，冻傻了吧？快过来喝碗热汤。”

客厅不大，布置得却很温馨。沙发上铺着格子纹的毯子，茶几上摆着干果拼盘和砂糖橘，电视柜上放着一张双人合照——妈妈穿着一条枣红色的裙子，陈正明站在她旁边，两人都笑得眉眼弯弯。照片下面压着一张手写的菜谱，钢笔字工工整整，写着“除夕菜单：红烧肉、清蒸鲈鱼、蒜蓉扇贝、糖醋排骨、八宝饭……”，菜名后面还标着每道菜的火候和配料。

那笔字我终于认出来了——每年年终总结的PPT封面都是“陈正明”三个大字的手写体，公司文化墙上贴着满满一面的领导寄语，每个字我都看过不下百遍。

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汤面上飘着几颗红枸杞和两片当归。陈正明在厨房里继续忙活，锅铲碰着铁锅发出清脆的声响，偶尔传来他和我妈低声交谈的絮语，听不清具体说什么，但语调温柔得像在哄小孩。

“你尝这个，”我妈从厨房端出一碟凉拌木耳，“老周特意调的，他说你们北方人爱吃酸辣口的，这个醋放得重。”

我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木耳脆生生的，醋香和辣油在舌尖上炸开，确实是我喜欢的口味。可我怎么也没法把“老周”两个字跟那张签了我三年绩效表的“陈总”联系在一起。我盯着碟子里那片弯曲的黑木耳，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问题：他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来公司比我还晚两年。我入职那年他是总公司调来的新领导，第一次开全员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上讲话，我在台下记笔记，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咱们分公司今年要打翻身仗，每个人都得拿出看家本事”。那时候他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讲完话下台的时候皮鞋跟磕在木地板上，声音清脆得像秒针。

三年里我跟他单独说过的话不超过二十句。季度汇报的时候他问“数据来源可靠吗”，年会上敬酒他说“好好干”，电梯里碰见他偶尔点头示意。我从来没在他脸上看见过今天这种表情——围着卡通围裙，一手锅铲一手漏勺，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

“小许，”陈正明从厨房端出一盘红烧肉，油亮亮的肉块码得整整齐齐，上面撒着白芝麻和葱花，“你妈说你爱吃肥瘦相间的，我特地挑了五花三层，炖了一个半小时，你尝尝烂不烂。”

我站起来接盘子，手还是有些抖。盘沿上沾着一小块焦糖色的酱汁，蹭到我的虎口上，烫得我一激灵。陈正明看见了，抽了张纸巾递过来：“小心烫。这肉得趁热吃，凉了油就凝了。”

“谢……谢谢陈总。”

“别叫陈总，”他摆摆手，围裙上的卡通鹅随着动作晃了两晃，“今天除夕，没有领导员工，就一家人吃顿饭。你叫……”

他顿了顿，声音轻下去：“叫我周叔也行，或者……随便你叫什么，都行。”

我妈在旁边轻轻吸了吸鼻子。我这才注意到她今天穿了件酒红色的毛衣，头发是新烫的，微微卷曲披在肩上，脖子上戴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坠子是个小小的平安扣。她整个人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了十岁，眼角眉梢都带着一种舒展的笑意，是我很久很久没见过的模样。

客厅的电视里春晚已经开始倒计时了，主持人穿着大红礼服在台上说吉祥话。茶几上的砂糖橘散发着清甜的香气，干果盘里的腰果和杏仁码成好看的同心圆。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有人在楼下放烟花，一簇一簇的光在夜色里绽开，透过窗帘的缝隙落进来，在地板上投下转瞬即逝的彩色光斑。

年夜饭摆了一大桌。八菜一汤，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陈正明一边布菜一边给我介绍：“这个鱼是你妈昨天去市场挑的，活蹦乱跳的，清蒸最鲜。这个糖醋排骨我放了山楂，解腻。八宝饭是你妈做的，里面放了她自己熬的豆沙……”

我埋头吃饭，不知道说什么。每一道菜都做得恰到好处，红烧肉入口即化，鲈鱼鲜嫩无刺，连那盘最普通的清炒菜心都翠绿欲滴，蒜蓉的香气裹着一点蚝油的咸鲜，火候精准得像是用量杯量过。

“小许，”陈正明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我听你妈说你胃不太好，平时吃饭不规律。我上班的时候看见你工位上常备着胃药，以后……以后要按时吃饭，别总对付。要是来不及做，公司楼下那家粥铺的南瓜粥还行，少糖的那种，喝了养胃。”

我筷子一顿，排骨差点掉回桌上。他连我工位上有胃药都知道。三年了，我以为自己只是个在他电脑屏幕上偶尔闪过的工号，是季度报表里一行不起眼的数据。可他连我几点吃饭、吃什么药都清楚。

我妈在旁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老周说你工作特别认真，去年那个项目做得特别好，客户专门打电话表扬了。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哪个项目？”我抬起头。

“就那个新能源的方案，”陈正明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你熬了三个通宵写出来的那个。客户后来跟我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个方案是他们今年收到的最用心的一份。”

我记起来了。那个项目确实熬了三个通宵，最后一天凌晨四点我把终稿发给客户，趴在办公桌上睡到天亮，醒来的时候桌上多了一杯热豆浆，杯壁贴着一张便利贴：“辛苦了，喝完早点回去补觉。”没有署名，字迹潦草但有力。

我一直以为是后勤阿姨买的。

现在看着那张便利贴，再看看眼前围着卡通围裙给我夹菜的人，忽然觉得这世界真是又小又圆，转来转去所有人都串在一条线上。

“来来来，举杯，”陈正明站起来，举着满杯的白酒，“今天除夕，一家人团聚，我……我先敬大家一杯。感谢你妈，愿意跟我这个老头子搭伙过日子。也感谢小许，能来家里过年。我没什么大本事，但以后你们娘俩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仰头一饮而尽，喉咙滚动了两下。我妈在旁边小声说“少喝点少喝点”，伸手把他手里的酒杯拿过来换成了茶。陈正明嘿嘿笑着，左脸颊上那个酒窝又露出来了，让他那张平时在公司里总带着几分威严的脸忽然变得有些孩子气。

窗外的烟花更密了。有人放了一串惊天动地的“大地红”，红纸屑从楼下的空地上飘起来，在夜风里打着旋儿往上飞。客厅的挂钟指向八点整，春晚正式开始，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歌舞喧腾热闹。茶几上的手机忽然震了一下，是工作群的消息——有人发了个红包，标注“祝大家除夕快乐”。我点开一看，群成员名单里“陈正明”的名字赫然在列，头像是一只卡通鹅。

跟我面前这条围裙上的鹅一模一样。

我忽然笑出声来。先是小声地、克制地、肩膀微微抖动，然后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妈吓了一跳，问“你咋了”，陈正明也站起来，一脸紧张地看我是不是呛着了。

我摆摆手，笑得说不出话。脑子里浮现出无数个画面——年终总结会上他板着脸说“大家要拿出狼性精神”，台下我战战兢兢记笔记；茶水间里我冲胃药，他端着杯子路过，目不斜视地走过去；加班到深夜我趴在桌上睡着，醒来桌上多了一杯豆浆。这些画面在这一刻全部串在一起，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穿起来，在我眼前晃荡着发光。

“没事没事，”我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我就是……就是觉得这围裙上的鹅挺可爱的。”

陈正明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那只憨态可掬的卡通鹅，脸忽然红了，像个被夸了手工作业的小学生：“这是你妈买的，她说今年是鹅年，得喜庆。”

“今年是虎年。”我忍着笑。

“……是吗？”他扭头看我妈，我妈已经笑得缩在沙发里了。他挠了挠花白的头发，也跟着笑起来，“管它什么年，喜庆就行。”

年夜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喝了两碗鸡汤，吃了大半盘红烧肉，把那条鲈鱼从头到尾剔得干干净净。陈正明在旁边一直说“多吃点多吃点”，碗里的菜刚见底就有新的填上来，筷子用得比他自己吃饭还勤。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俩，嘴角一直噙着笑，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舒展开来，像一朵被温水泡开的干花。

饭后收拾碗筷，我跟陈正明在厨房里并排站着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温水流过指缝，带着洗洁精滑腻的触感。他把洗好的碗递给我擦干，一个递一个接，配合得居然很默契。

“陈总，”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知道什么？”

“知道我是你……是你这个家里的人。”

他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水流冲刷着一只青花瓷碟，水花溅到围裙上，把卡通鹅的肚子洇湿了一小块。

“去年九月，”他说，“你妈给我看你们的全家福，我一眼就认出你了。那时候你刚做完那个新能源方案，我天天看你的邮件，你的头像一直在收件箱里亮着。我当时还愣了半天，心想这世界也太小了。”

“那你怎么不说？”

他把冲洗干净的碟子放进沥水架，轻轻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转身靠在料理台边上，看着我：“我不敢说。我怕说了你尴尬，怕你觉得别扭，怕你觉得你妈找了个领导是给你添负担。你妈跟我说，你从小就特别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我就想着，等你自己发现吧，或者等你妈觉得时机合适了，让她跟你讲。”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但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我是认真的。我娶她是因为她是她，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员工。这一点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今天把这碗洗完了都要说清楚。”

厨房的灯是暖黄色的，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柔和的光。他的眼睛很亮，像他平时在会上宣布重要决策时的那种亮，但又不一样，里面多了些我从来没见过的软和的东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簇接一簇，把厨房的窗户染成各种颜色。水流声哗哗地响着，洗碗槽里浮着一层细密的泡沫，在灯光下泛着五彩的光。

“那个豆浆，”我忽然说，“是你买的吧？”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酒窝又露出来：“你怎么知道的？”

“便利贴上的字是你写的。”我说，“我认得你的字，文化墙上全是你的毛笔字，我看过一百遍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在热水里泡得有些发红，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虎口处有一块淡褐色的旧茧，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你胃不好，”他说，“空腹喝咖啡不行，我让你妈给你带了小米粥，她放你工位上了。有时候她来不及，我就顺路买杯豆浆。”

“我妈？”

“嗯，她天天念叨你。说你不吃早饭，说你加班到半夜，说你胃疼了也不去医院。她让我在公司多照看你，但又让我别让你知道，说怕你心里有压力。”

我站在洗碗槽前，手浸在温水里，半天没动。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淌，溢出来的水沿着台面流下去，滴在地砖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我想起去年有段时间桌面上隔三差五会出现一小袋热粥或者一杯豆浆，有时候还夹着两个煮鸡蛋，用保鲜袋包着，蛋壳上画着一个笑脸。我一直以为是哪个好心的同事带的，问了一圈没人承认，后来就不问了。

原来是她。原来是他。

“你妈不容易，”陈正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她一个人把你带大，吃了多少苦我大概能想到。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以后……以后有我在一天，她就不用再那么累了。你也不用什么都自己扛，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在公司我帮你顶着，回家了咱爷俩喝两杯。”

“爷俩”两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没有重音，像是不小心漏出来的。但他没有收回，就那么放在空气里，等着我来接。

我关上水龙头。厨房里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客厅电视里传来一阵欢快的歌舞声，鼓点咚咚咚地敲着，像心跳。我转过身，看着站在料理台边的陈正明，他围裙上那只湿了半边肚子的卡通鹅在灯光下显得有点滑稽，但他整个人站得很直，眼睛看着我，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期待。

“周叔，”我开口。这个称呼在舌尖上滚了两圈，生涩但不太硌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妈好，也谢谢你……”

我想说谢谢你的豆浆，谢谢你的便利贴，谢谢你三年里每一次不动声色的关照。但我没说出口，喉咙有点发紧，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酸酸的、胀胀的，但又不难受。

陈正明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跟下午在门口那个动作一样轻，但掌心更暖了些。“走，”他说，“去看春晚。你妈刚才说包了饺子，咱们包点硬币进去，看谁明年最有福气。”

客厅里我妈已经摆好了面板和擀面杖，面团揉得光光滑滑的，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白。她往面粉里掺了点菠菜汁，面皮带着浅浅的绿意，跟窗外夜色里那些刚刚冒头的柳芽一个颜色。

我洗了手，坐在茶几边上擀面皮。陈正明包饺子倒是慢，捏出来的褶子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像一排没站整齐的士兵。我妈嫌弃地瞥了一眼，说“老周你这也太丑了”，他嘿嘿笑着回“丑是丑点，但馅儿大呀”。两个人斗着嘴，你捏我包的饺子我捏你包的汤圆，面粉沾得到处都是，茶几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

楼下又有人放烟花了。这次是一大簇金色的，从地面升起来的时候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半空中炸开成漫天星斗，把窗户照得通亮。烟花的光映在三个人脸上，明明灭灭的，像一段无声的电影。

我擀着一张面皮，擀面杖在手下骨碌碌地转，面皮越擀越薄、越擀越圆。窗外的烟花又一簇升起来，这次是紫色的，在最高处散开的时候像一朵巨大的绣球花，花瓣纷纷扬扬地往下落，落到一半就消失了。

“来，”我把擀好的面皮递过去，“包个硬币进去，许个愿。”

陈正明接过面皮，笨手笨脚地往里面舀了一勺馅，又认真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角硬币，用酒精棉片擦了擦，小心翼翼地包进饺子褶里。他包得格外仔细，捏了又捏，确保硬币不会漏出来，然后在那只歪歪扭扭的饺子顶上按了一个浅浅的指印。

“行了，”他把饺子放进托盘里，抬头冲我笑了一下，“这只好运的，给你留着。”

我妈在旁边看着他，眼里亮晶晶的，像是浸了水的月亮。她伸手把陈正明鼻尖上沾的那点面粉抹掉了，动作轻得像在擦一件瓷器。两个人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又各自低头包饺子去了。

窗外烟花还在放，春晚小品在电视机里热闹地笑。我低头擀着下一张面皮，擀面杖在掌心里来回滚动，发出细微的咯吱声。面皮在手底下越来越薄，越来越圆，薄到能透出下面木纹的颜色，圆到像一枚刚刚升起的满月。

我想起十二岁那年爸爸走后的第一个除夕。我妈包了一整夜的饺子，第二天早上眼睛肿得睁不开，可还是笑着说“儿子新年快乐”。那些年多少个除夕是她一个人包的饺子、一个人贴的对联、一个人对着电视里的春晚笑出声来。我长大了忙着工作忙着应酬忙着在这个城市里站稳脚跟，忘了回头看看她是不是还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面。

现在她面前有人了。有人陪她包饺子贴春联，有人记得她的颈椎不好给她换了个高枕头，有人在我看不见的角落里给她倒了热水盖了毯子。那个人碰巧是我的领导，碰巧给我买了三年的早饭，碰巧在这张茶几对面跟我包着同一锅饺子。

世界真小。小到转来转去全是同一群人。可世界也真大，大到有些人走散了半辈子，最后还能在一扇门后面重聚。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饺子出锅了。热气腾腾的白雾从锅里涌上来，模糊了三个人的脸。陈正明第一个去捞那只做了记号的饺子，用漏勺仔细地翻找，终于从白茫茫的饺子里把它挑了出来，颤巍巍地放进我碗里。

“新年快乐，”他说，“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我咬开饺子，五角硬币硌了一下牙。那种钝钝的硬从齿间传上来，不疼，带着麦皮的热和肉馅的鲜。硬币被陈正明擦得很干净，上面连一点面痕都没有，在灯光下泛着暖融融的金色光。

我含着那枚硬币，忽然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妈妈在旁边看着我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伸手去抹眼睛。陈正明给她递了张纸巾，手搭在她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

窗外新年的第一束烟火升起来了。红的绿的紫的金的，一层一层地炸开，把整个夜空照得像白天一样亮。烟花落下来的碎屑飘在风里，闪闪烁烁的，像是有人把一捧星星撒了下来。

我把硬币从嘴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五角的边角硌着掌纹，有一点点的疼，但更多的是暖。窗外电视里春晚的主持人在齐声高喊“新年好”，楼下有人在放整挂的鞭炮，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新的一年来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灶台还是那个灶台，饺子还是那种饺子，除夕还是除夕。但冰箱上多了一张新的全家福，照片里三个人凑在一起，脸上沾着面粉，笑得看不见眼睛。

陈正明站在中间，围着那条湿了半边肚子的卡通鹅围裙，一只手揽着我妈，另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妈笑得眉眼弯弯，酒红色的毛衣衬得她脸颊红润。我站在他旁边，嘴里还含着那枚五角硬币，腮帮子鼓出一小块，像只偷了松果的松鼠。

照片是手机定时拍的，十秒钟倒计时结束的时候，陈正明忽然喊了一句“茄子”，声音大得盖过了窗外的鞭炮。三个人就在那个瞬间同时咧开了嘴，笑容撞在一起，在除夕夜的灯光下响成一片。

我把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锁屏亮起来的时候，陈正明围裙上那只卡通鹅就冲我傻呵呵地笑，左脸颊上那个酒窝若隐若现。

我想，明天去公司的时候，我还是会叫他“陈总”。茶水间遇见的时候点头、晨会汇报的时候站起来、年终总结的时候说“感谢领导栽培”。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抽屉里那袋新来的小米粥不用再猜是谁放的了，加班到深夜的时候知道有盏灯是专门给我留的，年终考核表上那些“工作认真”“表现突出”的评语背后有一个人真的看过我熬过的每一个夜。

还有，每年除夕，我有地方回去了。

楼下最后一波烟花散尽的时候，凌晨的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硝烟和火药的气味。陈正明去阳台收衣服，路过我的时候停了一下，轻轻说了句：“早点睡，明天早上给你煮面，你妈说你爱吃荷包蛋，两个，溏心的。”

我点了点头，没出声。他走过去的背影在客厅暖黄色的灯下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跟公司走廊里那个西装笔挺的背影渐渐重合在一起。然后他把阳台的推拉门关上，隔绝了外面料峭的春寒，转过身来对我笑了一下。

左脸颊的酒窝在灯光下浅浅地陷下去，像一滴落在宣纸上的墨，慢慢晕开，洇成一个温柔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