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娶了个伊朗女人，洞房当晚她提的要求，把我惊呆了

洞房花烛夜，红烛还没烧完一半。

我媳妇儿忽然从床边滑下去，直接跪在了地毯上。

那动作太快了，快到我以为是没坐稳摔了一跤。我赶紧伸手去扶，结果她一把攥住我手腕，攥得死紧，指节硌得我生疼。

“打我。”

声音不大，可我听得真真切切。

我以为自己听岔了，愣在那儿没动。她又说了一遍，这回声音更抖了，像牙齿在打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求你，把我绑起来，打我。”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谁家新娘子洞房提这种要求？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白睡裙，蕾丝边蹭在地毯上簌簌响。头低着，黑头发垂下来遮住了脸。我蹲下去想看她怎么了，她猛地往后缩，后背撞上了床沿，肩膀抖得跟筛糠似的。

“必须打，”她抬起头，眼睛红了一圈，眼泪就那么一滴滴往下砸，“必须绑。”

她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红酒杯，手抖得太厉害，杯子没拿稳，啪一声砸在地上碎了。玻璃碴子溅了一床单，红酒洇开在地毯上，像血。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抓起一片碎玻璃，直接就抵在自己脖子上了。

“你要不打，我就自己来。”她咬着下嘴唇，嘴唇都咬白了，“阿米尔先生的人天亮就要到了。他们看见你对我太好，会杀了我们两个。”

我脑子彻底空了。

什么阿米尔先生？什么人天亮到？她是我明媒正娶回来的媳妇，怎么忽然成了别人嘴里一块肉？

我伸手去夺她手里的碎玻璃，她往后躲，脖子真被划了一道浅浅的血痕。我吼她：“你先把东西放下！”

她不放，反倒攥得更紧了。

“你不明白，”她拼命摇头，眼泪甩得到处都是，“你不打我，就是害死我们两个。”

我当时整个人是懵的。这跟我认识的法蒂玛不是一个人。

我认识的那个法蒂玛，温柔、安静、乖得像只猫。她爹在德黑兰大巴扎旁边开了间香料铺子，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端着一盘子藏红花站在柜台后面，黑头巾遮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说实话，我当时就觉得陷进去了。

深褐色的，特别干净，像还没被人世打磨过。你跟她说话，她会先低一下头，再抬起来看你，睫毛忽闪忽闪的，弄得我这个三十好几的大老爷们儿心跳都漏了半拍。

她爹是个精瘦的小老头，胡子花白，见我就笑。中文不会说，全靠比划和手机翻译。他一听我是中国人，眼睛立刻就亮了，把我往店里拽，又是倒茶又是切甜瓜，热情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翻译软件上打出来一行波斯文，再转成中文：“中国男人，好。负责任，疼老婆。”

我当时心里还挺受用。

我在国内做生意亏了本，漂到伊朗来找机会，给这边的中国工地供建材。钱没挣多少，但够花。一个人住德黑兰城南的公寓，每天回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冰箱里永远是馕饼和酸奶。

三十七了，爹妈每次视频都催，催得我都不敢接了。

所以当老头在翻译软件上打出那句话时，我真动心了。

“我女儿，法蒂玛，二十八岁。能生养。两万美金聘礼。”

两万美金。我当时觉得这价格不算离谱。国内娶个媳妇，彩礼加房子首付，没个大几十万根本下不来。我掏空六个钱包都不一定凑得齐。

老头看我没马上答应，又补了一句：“她会做饭，会照顾人。你带她走，回中国，她保证给你生儿子。”

法蒂玛就站在旁边，头低着，耳根子红得透透的。她爹推了她一把，她才走过来给我续茶，手抖了一下，茶水洒出来几滴。她赶紧跪下去擦，头都不敢抬。

那种温顺，那种小心翼翼，让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不是得意。是觉得这姑娘可怜。

我心想，带她走吧。让她过上好日子，自己也落个温暖的家。

现在想想，我就是他妈个大傻子。

那个口口声声说“中国男人负责任”的老头，根本不是她爹。他是我媳妇嘴里那个“阿米尔先生”的人。法蒂玛也不是他女儿，是他从乡下骗来的姑娘，专门拿来卖给像我这种在海外落了单、想成家想疯了的中国男人。

我们俩，都是“货”。

她的任务是乖乖出嫁，然后跟着我出境。阿米尔的人会跟上来，伪装成海关，伪装成警察，以“非法婚姻”或“人口贩卖”的罪名把我扣住，再让我国内家里人交赎金。

这套路，他们已经干过不止一回了。

我听完她断断续续的哭诉，后背全是冷汗。红酒瓶还搁在床头柜上，玫瑰花瓣撒了一床，刚才我还美滋滋觉得捡了个宝，转眼间就成了人家砧板上的肉。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盯着她，嗓子眼发干。

“我不敢。”她把手里的碎玻璃捏得更紧了，指缝里渗出血来，滴在白色睡裙上，洇成一小团一小团的红，“上一个姐妹，就是在婚礼前露了馅。阿米尔的人把她拖回去，第二天我们只看见她一只鞋。一只鞋，别的什么都没了。”

她哭得整张脸都花了，睫毛膏晕开，像两个黑洞。她撩起睡裙下摆，露出大腿内侧一块疤——圆的，硬币大小，一看就是烟头烫的。

“这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她说，“不听话的姑娘，会被切成块，送还给她的村子。”

我看着那块疤，胃里翻江倒海。

“那打你是什么意思？打了你就没事了？”我问。

“他们上门的套路是固定的。”她用手背抹了把眼泪，声音压得极低，“他们会查。进门前，他们会在门外听。如果听见我哭，听见你在骂，看见我身上有伤，他们就信我是被你‘强制带走’的，不是自愿。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要赎金。”

“如果你身上一点伤没有呢？”

“那说明我没把你当外人，说明我是真心跟你。”她死死盯着我，“一个被卖掉的货物敢动真心，那就坏了他们的规矩。他们会连买家带货物一起处理掉。”

“怎么处理？”

她没说话，只用手在脖子上横着比划了一下。

我腾一下站起来，拎起床边的裤子就往腿上套。一边套一边摸车钥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

“你别跑。”她跪在地上拽住我裤腿，“你跑不掉的。阿米尔拿了你的证件复印件，知道你在伊朗住哪儿，知道你国内老家地址。他什么都知道。”

“那报警呢？”

“警察里有他的人。”她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上一个想报警的中国男人，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罪名是强奸。阿米尔让两个姑娘同时指认他，口供一模一样。”

我攥着车钥匙的手僵在半空中。

“所以，只有打我。”她把碎玻璃递到我面前，手掌摊开，血顺着掌纹往下淌，“打得越狠，越真。让他们看见你虐待我，让他们觉得我是被拐来受苦的，他们才信。信了，就只要钱。要钱，我们才有活路。”

我盯着她手里那截碎玻璃。灯底下闪着冷光。

我心里翻江倒海地想，两万美金，那是老子在国内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爹妈在老家舍不得开空调，夏天硬扛着三十八度，就为了给我攒钱娶媳妇。我拿这钱换了个媳妇，结果媳妇告诉我，咱俩都是冤大头，更大的冤大头还在门外等着天亮上门收尸。

我蹲下去，伸手把她从地上扶起来。

她以为我要打她，闭上了眼睛，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浑身绷得紧紧的，拳头攥在胸口。

我没打她。

我把她手里那块碎玻璃拿过来，扔进了垃圾桶。

“演戏是吧，”我说，“那得演得像一点。”

她睁开眼，愣了一下。

门外，走廊尽头，隐约传来了电梯开门的声音。

电梯门开了。

法蒂玛浑身一激灵，像被电打了似的，一把推开我，踉踉跄跄冲向门口。她光着脚踩在地毯碎玻璃上，我听见她闷哼一声，但她没停。

她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几秒，忽然回头看我，脸白得跟纸一样。

“不是他们。”她用气声说，“隔壁的。”

我慢慢走过去，把她从门边拽回来。她脚底板扎进去一小块玻璃碴子，血印了一路。我让她坐在床边，蹲下来给她拔，她疼得直抽气，但死咬着嘴唇不敢出声。

拔完玻璃碴子，我抬头看她。她眼眶里全是泪，就那么无声地往下淌。

“你听我说，”我压低嗓子，“阿米尔的人到底几点到？”

“四点。”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指针指着凌晨一点二十，“每次都是四点。他们觉得那个时间人睡得最死，反抗不了。”

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转了两圈。脑子转得飞快，但越想越乱。跑？证件在阿米尔手里。报警？警察里有他们的人。等死？老子不甘心。

“你们被卖的姑娘，有几个？”我问。

“我不知道准确的。”她摇摇头，“我认识的有四个。一个卖给迪拜的商人，一个卖给土耳其的包工头，还有一个跟了个在伊朗做石材生意的福建老板。我是第四个。”

“她们后来呢？”

“第一个，迪拜那个。”她声音低下去，“她男人不肯交赎金，阿米尔的人当着他面打断了她的腿。后来还是交了，交了三倍。第二个，土耳其那姑娘，她男人直接跑了，把她一个人扔在机场。阿米尔把她拖回去，又卖了一次。”

“福建老板呢？”

法蒂玛沉默了几秒钟。

“他是唯一一个提前知道真相的。”她说，“那姑娘在婚礼前就跟他坦白了。他没跑，也没报警。”

“他做了什么？”

“他找了一个当地的中间人，跟阿米尔谈判。最后多付了一万五千美金，‘买断’了那姑娘的自由身。阿米尔给他开了个价，他认了，交钱，带人走。现在他们在中国，生了两个孩子。”

我盯着她。

“谈判？”我问，“就他妈交钱认怂？”

“在伊朗，阿米尔不是一个人。”法蒂玛攥着睡裙，指节又白了，“他背后是一整个网络。从乡下的蛇头，到城里的黑中介，再到海关的内线，从上到下全是人。你以为你在跟一个混混打交道，其实你在捅马蜂窝。”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福建老板，”她又补了一句，“他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跟马蜂窝斗，不是不敢斗，是划不来。”

我沉默了。

箱子里还有一万两千美金现金。本来打算带她回国之后租房子、买家当用的。加上婚前给的两万聘礼，里外里三万二。

“你那个福建老板，”我咬咬牙，“中间人还能联系上吗？”

法蒂玛瞪大了眼睛。

“你想谈判？”

“我他妈不想。”我骂了一句，“但我更不想让他们闯进来把我绑走，再让我爹妈砸锅卖铁凑赎金。他们老两口一辈子没享过福，我不能让他们老了老了，还得跪着求人借钱救儿子的命。”

我说这话的时候，嗓子眼突然一酸。

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去年回家过年的画面。我妈蒸了一锅馒头，端上来的时候用围裙垫着手，围裙上全是补丁。我说妈你换一条新的，才几块钱。她说旧的还能穿，省下来给你娶媳妇。

那条围裙，她穿了十几年。

我省下来的钱，全他妈填了这帮杂碎的胃口。

法蒂玛看着我，眼神变了。不是刚才那种恐惧和绝望，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她忽然抓住我的手，抓得特别用力。

“如果谈判，”她压低声音，“只有一招能用。”

“什么招？”

“让他觉得你不好惹。”

我愣了一下。

“福建老板当年能找到中间人，是因为他在伊朗做生意，认识本地人。”法蒂玛说得飞快，“你没这个条件。但你有一样东西，阿米尔他们怕。”

“什么东西？”

“你的中国护照。”

我没反应过来。

“他们专挑中国人下手，是因为中国人在这里落了单，语言不通，本地关系为零，出了事连报警都说不清楚。”她盯着我，“但他们同时也怕中国人。怕这事情闹大了，中国大使馆介入。阿米尔再狂，他也不敢跟一个国家的领事保护对着干。”

“所以呢？”

“所以你必须在他们面前亮出来，你不是那个落了单的软柿子。”她的声音压到最低，像在交代什么秘密，“你要让他们觉得，弄你，成本太高，划不来。”

我正想问她具体怎么做，她忽然松开我的手，转身走到了衣柜前。

她拉开柜门，从最底层抽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部老旧的按键手机，屏幕裂了一条缝。

“这是我的手机。”她说，“阿米尔不知道我有这个。我藏了两年。”

她摁亮屏幕，翻到一个号码，递到我面前。

“这是谁？”

“福建老板走之前留给我的。”她说，“他说万一以后有中国人落到同样的坑里，打这个电话。”

我盯着那串数字，手心全是汗。

“他可以帮你联系一个中间人。”法蒂玛说，“但你要快。谈判得赶在四点之前谈成，否则他们上门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拿起手机，号码拨到一半，又停住了。

“打通了说什么？”

“报你的护照号，说你是中国人，你有大使馆的紧急电话已经存在手机里了。”法蒂玛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然后开价。不要给三万，他只管你要一万二，你就给八千。给少了，他觉得你穷疯了；给多了，他觉得你怕他。八千，不多不少，够他赚一笔，又不够让他惦记着再宰你一刀。”

“你懂这么多，为什么不早说？”

她忽然不说话了。

过了好几秒，她才开口，声音哑得跟破锣似的：“因为我怕你知道了之后，不要我了。”

“你不要我，我就得回去。回去了，下场你知道的。”

她解开了睡裙的扣子。

锁骨下面，肋骨的侧面，背上，全是疤。圆的，长条的，还有一块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之后感染留下的增生，隆起老高。她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看见腰窝那里文着一行波斯文，歪歪扭扭的，像是自己拿针扎的。

“写的什么？”我问。

“货品编号。”她说，“阿米尔名下的姑娘都有这个。”

我脑子又嗡了一下。

人贩子他妈的在活人身上打编号。

那一刻我忽然不害怕了。害怕那根弦绷断了之后，涌上来的是另一种东西。我在国内做生意被人坑过，在工地上被人赖过账，什么样的人渣都见过。但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牲口一样编号，老子忍不了。

我拨通了那个号码。

响了五声，没人接。我又拨了一遍，这回在第四声的时候，有人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的是中文。

“谁？”

“我是……”我看了法蒂玛一眼，“我是你留这个号码要帮的那个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

“伊朗女人？”

“对。”

“阿米尔的人？”

“还没到。四点。”

“你在哪儿？”

我报了酒店的地址。

“你现在出门，打车到城南汽车站。”他说，“那儿有个卖馕的铺子，天亮之前都开着。你跟老板说，你是老林介绍来买夜宵的。他会带你进后面仓库。”

“然后呢？”

“然后等着。我安排个人去跟阿米尔谈。”

“谈什么价？”

“你能给多少？”

我攥着手机，看了眼法蒂玛。她跪在床边，睡裙敞着，身上那些疤在灯底下凹凸不平。

“八千。”我说。

“美金？”

“美金。”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笑，分不清是嘲讽还是认可。

“行，算你懂事。八千，不多不少，阿米尔会松口。但你要记住一点——”

“什么？”

“进仓库之后，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别出来。听见什么声音都别出来。天亮之前，如果我们的人没回来，你就自己跑。跑不掉，就亮护照，直接给大使馆打电话。”

电话挂断了。

我放下手机，手抖得厉害。

法蒂玛从地上爬起来，走到我面前。她伸手帮我把衬衫扣子一颗颗扣好，动作很慢，像在伺候一个真正的丈夫。

“天亮之前，”她说，“你要不要打我一顿？”

我看着她，忽然想笑，又笑不出来。

“打什么打，都他妈要谈判了。”

“谈判归谈判，样子还得做。”她认真地看着我，“阿米尔的人会上门来确认。他们看见我身上没伤，一样不会认账。”

“那怎么办？”

法蒂玛没说话。

她走到墙边，忽然转过身，一头撞了上去。

砰一声闷响，她额头撞在墙上，整个人晃了晃。我冲过去拽她，她推开我，又在同一个位置撞了第二下。

第三下撞完，额头破了皮，渗出血来。左边的眼眶也跟着青了一大块，肿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她靠着墙，冲我挤出一个笑。

“这样就行。”

我看着她脸上的伤，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门外，远处忽然传来了汽车引擎声。不是一辆，是两辆，或者三辆。声音越来越近，最后停在酒店楼下。

法蒂玛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抓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凌晨三点二十。

提前了。

法蒂玛冲过去把灯关了。

黑暗里我听见她在摸黑穿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又急又碎。我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手指碰到那部裂了屏的按键机，冰凉的，像摸到一块铁。

“别开灯。”她压着嗓子说，“他们数窗户亮灯。”

楼下汽车引擎没熄火。透过窗帘缝，能看见两束车灯斜斜地打在对面的楼墙上，光柱里全是扬起来的灰。有人在用波斯语大声说话，语气不像聊天，像在分派任务。

我蹲在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一辆白色的皮卡，车厢里坐着至少四个人，都穿的深色衣服。其中一个正仰头看楼上的窗户，目光扫过来的时候，我本能地往后一缩。

“把保险箱打开。”我对法蒂玛说。

她跪在地上，摸黑拧保险箱的密码盘。手指明显在抖，转错了两回，第三次才听见咔哒一声响。箱子开了，她抽出我的护照和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那一万两千美金。

我把护照揣进贴身的内兜里，拉链一直拉到脖子根。钞票我没接，推回她手里。

“放你身上。”

“我？”

“他们搜我身不会搜你。”我说，“这钱你拿着，天亮之前不管发生什么，你死咬住一句话——钱在我身上，要拿钱先放人。”

她攥着那个信封，攥得纸都皱了。

“你不怕我拿了钱跑？”

我看着她额头上那块刚撞出来的伤，青紫里透着血丝，左眼肿得只剩一条缝。

“你能跑到哪去？”我说，“你身上文着编号呢。你比我还怕阿米尔。”

她没再说话，把信封塞进了裙子内侧的暗袋里。

走廊里忽然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两个人，是一群。靴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又沉又闷，混着波斯语的吆喝。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我站到门后，顺手抄起了墙角的立式台灯。铁的底座，掂在手里沉甸甸的，握紧了能当根棍子使。

法蒂玛忽然拽住我的胳膊。

“等一下。”她盯着门板上的猫眼，“不是我们的门。”

脚步声在我们门口顿了顿。我的心跳直接飙到了一百八，握台灯的手心全是汗。法蒂玛整个人僵在那儿，呼吸都停了。

然后脚步声又响起来了，往走廊另一头去了。

隔壁房间的敲门声响了三下。一个粗嗓子在外面喊，听不懂，但那个语气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

接着是开门声，然后是一个男人的惊呼，接着是一声闷响，像什么东西砸在了墙上。

然后是一个女人尖叫。

那声音又尖又长，穿墙过来都震得我耳膜发疼。法蒂玛攥紧了我的手，指甲抠进我肉里，她浑身在抖，但一个字没说。

隔壁的动静持续了大概十分钟。有东西翻倒的声音，有女人哭，有男人用蹩脚的英语喊“护照，护照”。最后所有声音被一记耳光切断，接着是拖着人下楼的声音，鞋子蹭过地面，越来越远。

安静下来以后，走廊里只剩下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汗臭混着廉价香水。

我靠墙站着，台灯还攥在手里。

“隔壁住的什么人？”我问。

法蒂玛的声音木木的：“也是中国人。跟他一起来的女人我认识，是阿米尔手里第五号。比我晚三个月被卖掉的。”

“他们刚才——”

“被带走了。男人先带回去，女人也得回去。交不出钱，明天你就能在贫民窟的黑市上看见她。”

我想起刚才那个男人的惊呼声。他大概跟我一个小时前一样，以为自己娶了个温柔贤惠的异国媳妇，正美滋滋地睡着洞房觉。

他不知道自己的命已经被标好了价码。

我蹲下来，把手机掏出来，拨那个福建老板的号码。占线。再拨，还是占线。

“不用打了。”法蒂玛在我身后说，“老林的号码只能用一次。打完就换。”

我转过来瞪着她。

“你之前没告诉我这个。”

“我怕你不打。”她声音很平，平得不像一个额头上还在渗血的人，“人没有退路了，才会做选择。”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这个女人，我认识她不到三个月，结了婚，拜了天地，进了洞房。我以为我娶的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女人，结果她比我会算，比我能忍，比我更懂怎么在这个烂泥潭里活命。

“你早就知道阿米尔的人会提前来，对不对？”

她不说话，睫毛低垂着，被血粘成一缕一缕的。

“你让我给老林打电话，不是真要他找中间人。”我站起来，走过去蹲在她面前，逼她看我，“你是为了让我听到第三方的声音，确认谈判这条路是死的。这样我才能死心，才能跟你来硬的。”

她终于抬起了眼睛。

那只肿得只剩一条缝的左眼里，眼泪在打转，但一颗都没掉下来。

“对不起。”她说，“我不想骗你。但你在伊朗，你不认识任何人。老林的人真来了，也斗不过阿米尔。唯一的出路，就是让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中国人不好惹。”

我看着这个女人。她额头的血已经沿着鼻梁淌到了嘴角，睡裙领口被扯开的地方露着锁骨上那几块疤，还有腰间那行歪歪扭扭的文身编号。

我一个在伊朗混饭吃的中国小老板，人生第一次真刀真枪地跟人玩命，是跟一个认识不到三个月的伊朗女人。

“行。”我把台灯放下，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了门后面，“那就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怎么个不好惹法。”

走廊里又响起了脚步声。这回不是一群，是两个。脚步声一前一后，走得很慢，很稳。不像刚才那帮人那么急躁，这两个人的脚步声从容得让人发毛。

他们在我们门口停下了。

沉默。我盯着门板，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每一下都像在敲门。透过门缝底下的那条光，我看见两双鞋的影子，一双是靴子，一双是皮鞋。

然后有人敲门。不是用指关节敲的，是用什么东西——枪口，或者手电筒——邦邦邦，敲了三下。

波斯语里夹着一句蹩脚的中文，那声音像鸭子叫：

“开门。恭喜你，朋友。”

我站起来，走到门后，手搭在门把手上。法蒂玛站在我身后，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深吸一口气，用袖子把脸上的血胡乱抹了一把，血没抹掉，反而糊了半边脸，看着更瘆人了。

她冲我点了一下头。

我把门锁拧开，门把手往下压，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外站着两个人。领头的那个戴墨镜，大半夜戴墨镜，下巴上蓄着短胡须，身上一股子羊肉味混着香料味。他后面那个矮半个头，没戴墨镜，但是手里拎着一根钢管，钢管一头包着胶布。

戴墨镜的那个看见我，嘴角往上一扯，露出上下两排黄牙。

“中国朋友。”他用翻译软件打出一行波斯文，再转成中文，手机屏幕怼到我脸上，“新娘子好用吗？”

我没接话。

法蒂玛从我身后走出来。

她头发乱成了草，脸上全是血，睡裙撕破了一截，露出大腿上那个烟头烫的疤。她低着头，肩膀缩着，两只手攥在胸前，身体微微发颤——不知道是演的还是真的，可能两样都有一点。

戴墨镜的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用波斯语问了她一句什么。

法蒂玛没抬头，只摇了摇头。

那人又问了第二句，语气比第一句硬。

法蒂玛还是摇头。

戴墨镜的男人忽然伸手，一把揪住法蒂玛的头发，把她脑袋扯得仰起来。他用大拇指去蹭她额头上的伤，蹭得她嘶了一声，血珠子又往外冒。

他松开手，似乎是满意了。

然后他转向我，又在手机上打了一行字：“既然人已经用过了，就不是全新的货了。”

他把手机收回去，当着我的面，在键盘上敲了几个数字，又把屏幕亮给我看。

计算器。

上面先显示两万，然后加号，一万，等于三万。

底下一行波斯文被他用翻译软件转成中文：

“便宜处理，再加一万美金，这残花败柳就彻底归你。”

他用手指弹了弹屏幕上的数字，然后把一张纸条塞进我衬衫口袋里。纸条上写着一个银行账号，一个名字，一串数字，墨迹还没干透，蹭在我口袋里洇开了一小片蓝。

阿米尔的名字。

那个戴墨镜的拍拍我的胸口，像在拍一匹马，或者一头被挑好了膘的牲口。他身后的矮个子把钢管换了只手，两只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遍，最后停在我裤兜的位置——那里鼓着一块，是我揣的那部裂了屏的按键机。

矮个子用波斯语跟墨镜说了句什么。

墨镜嗯了一声，伸手过来，想把那部手机掏出来。

我一直没动的手，这时候动了。

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

他一下子没挣开，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我会动手。在他的剧本里，我应该低着头，两只手捧着钱，恭恭敬敬地把纸条收好，然后问他什么时候放人。

我攥着他的手腕，对上了他那两片黑漆漆的墨镜片。

“拿老子的血汗钱，打发叫花子呢？”

我说的是中文。他听不懂，但是听出了语气。我攥他的力道也在告诉他，这句话不是求饶。

他身后的矮个子往前迈了一步，钢管在地上磕了一下，当一声响。

我没松手。

我用另一只手掏出那部按键机，把它举到他面前。屏幕上，是我提前翻出来的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下面一行是伊朗外交部外国人投诉热线。再往下，是一个录像键的图标，我没按下去，但手指悬在上面。

我把那张纸条从衬衫口袋里抽出来，当着他的面，用两根指头夹着，放在他眼前晃了晃。

“知道这是什么吗？”

他听不懂，但眼睛盯着纸条。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一片空白。我又伸手去他裤兜里摸——他下意识往后躲了一下，但我比他更快，两根手指夹出了他的手机。

屏幕还亮着，计算器那个三万还显示在上面。

我把他手机屏幕和纸条摆在一起，然后用我自己的手机，对着这两个东西，按下了录像键。

滴。开录了。

墨镜男的脸色变了。

他猛地往后抽手，我终于松开了。他退后一步，撞在了矮个子身上。矮个子手里的钢管提起来了，但没敢举。他不确定我还在录什么，不确定我还录了多少，更不确定这些画面下一秒会发到谁的手机上。

“告诉你那个阿米尔先生。”我一字一句地说着中文，不管他听懂听不懂，语速不快，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老子的护照号，你们有。但老子手里，也有你的照片。”

我从裤兜里摸出自己的中国护照，翻开第一页，把那面国徽对着他，举着不动。

“你们在伊朗会躲。没关系。中国大使馆的人如果拿到你的照片，找到你老板的名字和账号，找不找得到你，你自己比我清楚。”

墨镜男没说话。他盯着我的手机，又看看我的护照，再回头看一眼走廊尽头——走廊那头，被他抓走的隔壁邻居还在皮卡上等着。那边传来喇叭响了一声，短促，像在催他。

矮个子用波斯语跟他说了句什么。他咬着下嘴唇，咬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一把夺过我手里那张纸条，揉成一团，塞回自己兜里。

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我胸口点了一下。

然后用蹩脚的英语说了三个字：

“You.Spend.Money.”

你花了钱了。这句话，是给我自己花的聘礼钱一个说法，也是给他自己一个台阶下。

说完，他带着矮个子转身就走。靴子在走廊里越走越远，下楼的声音急促多了，跟来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节奏。

皮卡的引擎声重新响起来，然后是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站在门口，腿忽然软了，扶着门框才没倒下去。

法蒂玛从后面走上来，把我刚才揣在她身上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掏出来，塞回我手里。信封还是温的，被她的体温捂热了。

“结束了。”她说。

我低头看她。她额头上的伤口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血痂，但脸上的血没擦干净，干了之后变成褐色的印子，像一张被弄脏了的面具。

“他不会再来？”我问。

“不会了。”她摇了摇头，“你有他的脸，有他的号码。他不敢赌。”

我靠着门框，把车窗透进来的那点儿凉气大口大口往肺里灌。天还没亮，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