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蹬三轮蹭坏厂花新裙子，我掏出仅有五毛钱赔偿，她:你娶我

88年我蹬三轮蹭坏厂花新裙子，我掏出仅有五毛钱赔偿，她轻声说：你敢娶我

我永远记得那个闷热的午后，车轮子蹭过她裙摆时发出的那声轻响。像蝉鸣突然断了，又像谁在耳边撕开了一匹绸缎。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整个纺织厂都笼罩在一种黏稠的暑气里，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脚踩上去能留下浅浅的印子。我那时候在厂里的后勤上推三轮车运料，说是后勤，其实就是个打杂的，谁有活儿吆喝一声，我就得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三轮满厂转。那辆三轮车是我接手的老杨头的，老杨头退休那天拍着车座子跟我说，胜利啊，这车跟了我八年，你好好待它。我好好待它了，可它不领情，左脚踏子歪了，车斗后沿的铁皮豁了个口子，就是那个豁口，后来挂上了她的裙子。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很，我光着膀子套件蓝布褂子，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在后背上画出深色的印子。车间那边的活儿催得紧，说下午三点前得把新到的棉纱料运到二号仓库去。我蹬着车从食堂后头那条窄巷子穿过去，那条巷子窄，两边墙根底下长满了青苔，车轮子碾过去湿漉漉的。拐弯的时候我没留神，车斗后沿那个豁口挂住了什么，我听见“刺啦”一声，心里头咯噔一下，赶紧捏了闸。

我扭头就看见她站在那儿，低头盯着自己的裙子。她叫许玉珍，厂里人都叫她小许，是前年分来的技校生，在检验车间看布面。全厂上下没人不知道她，都说她是厂花，白净脸，单眼皮，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平时远远见过她几回，她总和几个女工走在一起，说话声音细细的，笑起来用巴掌挡着嘴。我从没跟她说过话，一来是觉得人家那样的姑娘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二来是我这人嘴笨，见了生人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她穿了条新裙子，浅蓝色的底子上开着细碎的白花，料子是的确良的，轻飘飘的，像一汪水。现在那汪水从腰侧豁开一道口子，翻着毛边儿，从腰线一直扯到胯骨的位置，布丝儿呲出来，白花花的。她一只手还保持着拎裙摆的姿势，指节攥得发白，嘴唇抿成一条线。我慌了神，赶紧从车上跳下来，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手在身上乱蹭，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对不住对不住，”我说，嗓子眼干得冒火，“我、我赔你。”

她没说话，就那么站着。太阳从她身后照过来，给她镶了圈金边，我这才看清她脸白净得厉害，鼻尖上沁着细密的汗珠。风从巷口穿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她抬手别到耳后，腕子上的红头绳晃了晃。那只手很细，指头长长的，指甲剪得齐整，干干净净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黑乎乎的，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子，跟她一比，简直不像同一个物种。

她看着那条口子，又抬头看我。那眼神我说不清楚，不是生气，也不是委屈，倒像是含着点别的什么。我从车上跳下来那会儿已经把全身上下的兜摸遍了，最后在裤衩暗兜里摸出五毛钱，一个钢镚儿，温热的，沾着我的汗。那是我的午饭钱，早上出门娘给的，我本打算买俩烧饼凑合一顿的。

“就、就剩这些了，”我摊开手掌，把那枚铜板搁在手心里往前递。钱躺在我黑乎乎的手心里，显得格外刺眼，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她低头看了看那五毛钱，又抬头看我。巷子里的蝉叫得震天响，吱吱吱的，吵得人心烦。过了一会儿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楚：“五毛钱就想打发我？这条裙子十二块八。”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十二块八，我得干小半个月。我那会儿一个月工资三十二块钱，交给我娘二十，剩下十二块是我吃饭坐车的。我家住在大杂院里，爹在装卸队扛包，腰上有老伤，阴天下雨就疼得直不起腰来。娘在街道糊纸盒，糊一个一分钱，一天糊百来个，挣一块多。弟弟上初中，妹妹上小学，书本费学费都是钱。我每个月那十二块钱掰成两半花，早上一个烧饼五分钱，中午一个烧饼五分钱，渴了就喝厂里的凉白开。自行车是二手的，修了好几回，实在修不起了就走着上班。

十二块八，我得攒两个多月。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攒够钱给我爹买条好点的护腰带，他那条已经磨得没弹力了。

“那、那我分期还你，”我把五毛钱又往前递了递，“先付个首付，剩下的我慢慢凑，我保证，最迟三个月，肯定还清。”

她没接，反而往前走了一步。我们俩离得近，我能闻见她身上有股肥皂的香味，干净的，凉的，跟我身上这酸汗味儿不一样。她比我矮半个头，我低头能看见她头顶的发旋，头发黑亮亮的，扎成个马尾。她站定了，仰着脸看我，眼睛不大，但是亮，像两颗黑葡萄泡在水里。

“你叫什么？”

“赵，”我嗓子发干，咽了口唾沫，“赵胜利。”

“胜利，”她重复了一遍，把这两个字含在嘴里咂摸了一下，像是尝味道似的，“你知道我是谁吧？”

我点头。全厂谁不认识她。每年厂里搞联欢会她都上台唱歌，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嗓子甜得很。工会主席家的儿子追她追了大半年，自行车送了两辆她都没收。听说她爹在机修车间当老师傅，技术好，人正派，在厂里威望高。她这样的姑娘，找个什么条件的对象找不着。

“那你敢娶我吗？”

我手一抖，那枚五毛钱的钢镚儿掉在地上，骨碌碌滚了两圈，停在她白色塑料凉鞋边上。鞋上沾了点灰，可还是白得晃眼。我以为自己热糊涂了，耳朵出了毛病。巷子里蝉还在叫，远处的车间的机器声嗡嗡的，一切都跟刚才一样，可她说的话又分明落在我耳朵里，砸得我脑袋发懵。

我就那么张着嘴站在那儿，像个傻子。检验车间的女工们都知道小许心气高，前两个月工会主席的儿子托人来说媒，她当面回绝了，说不想这么早考虑个人问题。厂里多少小伙子明里暗里献殷勤，她眼皮都不抬一下。她怎么会跟我说这个，跟我说一个天天蹬三轮浑身臭汗的打杂的。

“你……”我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说话都费劲，“你别逗我。”

“谁逗你了，”她弯腰捡起那枚钢镚儿，捏在指间看了看，又用拇指擦了擦上面的灰，“赵胜利，我注意你半年了。”

我站那儿跟个木头桩子似的。半年？她注意我半年？我每天就是蹬三轮运料搬货，灰头土脸的，有什么可注意的。

她见我不信，把钢镚儿攥在手心里，另一只手开始数手指头。“你每天早上七点一刻到厂，先不急着干活儿，去车间给热水炉添煤，添完了再去后勤报到。你上个月请了三天假，因为你娘住院了，你回来那天右眼肿着，一看就是哭过，可你干活儿比谁都快，一个人卸了半车料，连口水都没喝。上回厂里给南方发大水灾区捐款，别人都捐块儿八毛的，你捐了五块，我看见你往箱子里放了好几张票子。”

那五块钱是我攒了仨月的私房钱，本来想买双新鞋。我那会儿脚上的解放鞋已经露了脚趾头，下雨天走路上往里灌水。可那天看见车间门口贴着灾区捐款的倡议书，上面写着那边淹了多少房子冲了多少地，我心里头一酸，就把攒的钱都掏出来了。捐完那天我去食堂打饭，看见人家吃红烧肉，我咽了咽口水买了个馒头就着咸菜吃了。

“你怎么……”我舌头打结。

“我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她抬手指了指巷子尽头那栋二层灰楼，“检验车间在东头第二间窗户，你每次从底下过，我都看得见。”

太阳晒得我头皮发麻，可心里头却有股说不出的东西在拱，热热的，酸酸的，从心口窝一直往上顶到嗓子眼。我活到二十五岁，头一回有姑娘这么跟我说。以前家里也托人给介绍过对象，都是附近街道上的，人家姑娘来家一看，三间破瓦房住七八口人，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就不让家里再张罗了，我想着先攒钱把日子过好再说，别的都不急。

可她现在站在我面前，跟我说她注意了我半年。

“可我、我这条件……”我吭哧吭哧地想说点啥。

“什么条件？”她把那五毛钱装进自己兜里，拍了拍，“这算定钱。剩下的十二块三，你拿一辈子还我。”

她那句话落在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后脊梁骨像过了道电。风又吹过来，这回凉快了些，把她裙子豁开的那道口子吹得飘了飘。她的脸颊上泛着薄薄的红，耳朵尖也红了，可她眼神没躲，就那么直直地看过来。

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指甲掐在手心里掐出了四个白月牙。她其实怕得要死，怕我笑话她，怕我扭头就跑。可她已经在窗口看我看了大半年了。她看见冬天我呵着白气去锅炉房添煤，脸冻得通红也不偷懒。她看见春天雨里我光着脚蹬车，因为鞋底磨穿了舍不得买新的。她看见夏天我汗湿透了后背，还哼着小曲儿从楼下过。她还看见我给厂门口那只老流浪猫留半个馒头，蹲在地上看着猫吃完才走。她就想，这人踏实，心善，穷是穷了点儿，可日子是人过的，不是钱堆出来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大杂院里飘着各家的饭菜香。我家住在靠里倒数第二间，门口堆着爹捡回来的废木头板子，娘在门口的矮凳上糊纸盒，身边摞了一摞糊好的。我走过去蹲下来想帮她，她摆摆手说不用，手底下没停。

“今天回来晚，”娘抬头看了我一眼，“厂里忙？”

我在门槛上坐下，想了好一会儿怎么开口。娘的眼睛不好，戴着老花镜还得把纸盒凑近了看。她糊一个纸盒一分钱，一天糊一百二十个，手上有厚茧，手指头都有些变形了。

“娘，”我开了口，“我今天把人家姑娘的裙子蹭坏了。”

“啥？”娘放下手里的活儿，“啥裙子？赔了人家没有？”

“赔了，我就剩五毛钱，都给她了。”

娘叹了口气，摘下老花镜捏了捏鼻梁：“你这孩子，咋不小心点。那裙子多少钱，咱得想办法还给人家。”

“她说，”我咽了口唾沫，“她说不用还了。”

娘抬起头来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透着疑惑：“不用还了？哪能不用还了，人家客气你也不能当真。”

“她说，”我耳朵又烫起来，“她说拿一辈子还。”

娘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浆糊滴下来落在她裤腿上她也没察觉。她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好半天，嘴唇动了动又闭上，闭上又张开。

“你是说，人家姑娘，看上你了？”

我点了点头。

娘把刷子搁在碗沿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是谁家的姑娘？哪儿的？做什么的？”

“检验车间的小许，许师傅家的闺女。”

娘倒吸了口气。老许头在厂里干了大半辈子，谁不知道。技术好，脾气倔，一个人把闺女拉扯大，清清白白的人家。她闺女厂花的名声，连我娘这种不出门的都听说过。

“人家图你啥？”娘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

我搓着手没说话。其实我也想不通。

娘沉默了很久，院子里传来谁家炒菜的滋啦声，还有隔壁小孩哭闹的声音。她重新拿起刷子，把搁下的那个纸盒糊完，手指头压平边角的时候格外用力。

“明儿请人家来家吃顿饭吧，”她说，声音平静下来，“咱家虽然破，礼数得到。你去跟人家说，让她来，我亲自做几个菜。”

我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肩上搭着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背上的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我把事跟他一说，他坐在条凳上抽了根烟，也没说话。抽完了把烟屁股摁灭在鞋底上，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对人家。”

第二天我去车间找她，离老远就看见她跟几个女工在走廊上说话。我站在太阳底下等，后背上的汗一层一层地出。那些女工看见我，挤眉弄眼地推她，她脸红着走过来，步子有点儿碎。

“我娘说，”我咽了口唾沫，“想请你晚上去家吃顿饭。”

她点点头，眼睛亮亮的：“几点？”

“下班。”

“行，”她抿嘴笑了笑，“我跟我爹说一声。”

下午那会儿我干活儿心不在焉，把料码错了堆，让管后勤的老李头骂了一顿。我赔着笑脸重新码，心里头扑腾扑腾的。到下班铃响的时候我跑到厂门口等她，她换了一身衣裳，还是条裙子，这件是素净的灰蓝色，领口别了一枚小小的白色塑料花。手里提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个橘子。

“你买橘子干啥？”我讷讷地问。

“头一回去你家，总不能空着手。”

我那时候才知道她心细。后来几十年，她逢年过节走亲戚没有一回空过手，哪怕家里再紧巴，她也得捎上点东西。她说这是规矩，是礼数，穷是穷，礼数不能短。

我借了工友的二八大杠载她去我家。她坐在后座上，一只手轻轻搭着我腰侧的褂子，五个手指头捏着布料，轻轻的，像怕弄皱了似的。路不平，颠得厉害，她也没抱怨，我骑快了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轻声说慢点慢点。拐进大杂院的时候邻居们都在院子里乘凉，看见我车后座带了个姑娘，一个个抻长了脖子。张婶手里摇的蒲扇停了，李大爷端着的茶缸子举在半空，孩子们追着车子跑了两步又被他娘喊回去。

我爹破天荒把那张瘸腿的八仙桌垫平了，底下塞了块木楔子，晃了这么多年终于稳当了。娘炒了四个菜，鸡蛋炒西红柿，醋溜白菜，一盘咸鱼，还有一碗蒸鸡蛋羹。那是家里待客的最高规格了，平常过年才这么吃。弟弟妹妹缩在里屋，隔着门帘偷看，我听见小妹小声问小弟哪个是姐姐，小弟说穿灰蓝裙子那个。

她坐在我家的条凳上，一点儿不嫌弃。那条凳面磨得光溜溜的，她坐上去还是端端正正的。端起粗瓷碗喝水，跟我们说话，问我爹腰上的老伤怎么样，问我娘糊纸盒一天能糊多少个。她管我爹叫叔，管我娘叫婶，嘴甜得像抹了蜜，声音温温软软的。我娘从围裙底下摸出十块钱要塞给她，说头一回上门不能让孩子空手回，她推着不要，两个人让了半天。

“婶，真不用，”她按着我娘的手，“我今儿来就是吃顿饭，认认门，您做的菜好吃，我得多吃两碗。”

我娘的眼圈一下就红了，背过身去假装盛饭。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我要送她回去。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她站住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地上一道灰灰的印子。

“你娘手上有茧子。”

“糊纸盒磨的。”

“你爹腰上贴着膏药，我闻见味儿了，麝香壮骨的。”

我嗯了一声。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巷子口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就着路灯的光仰着脸。胡同里谁家的狗叫了两声，远处有自行车的铃铛响过，这些声音都很远，近的就只剩她的呼吸声。

“赵胜利，我嫁给你，不是来享福的。”她声音轻，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楚，“你家里什么情况我看见了，我心里有数。咱俩一起把日子过好，行不行？”

我鼻子一酸，赶紧抬头看天。那天的星星特别亮，像撒了一把碎银子铺在黑绒布上，一闪一闪的。我忍了又忍，那股酸劲儿还是从鼻子里灌到眼睛里，眼眶热得厉害。

“行。”我声音有点哑。

她笑了，弯弯的眼睛在路灯底下亮闪闪的。她伸出小指头：“拉钩。”

我伸出手去，我的小指头又黑又粗，她的小指头细白细白的，勾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像勾住了一根春天的柳枝。

八八年底我们领了证。婚礼没办，就请了两桌至亲，在她家厂里的大食堂摆的。她爹老许头那天下厨做了个红烧肉，他手艺好，肉炖得烂，亮晶晶的油光。他端着酒杯站起来的时候手有点抖，拍着我的肩膀说：“胜利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打小没娘，是我一手带大的。她脾气倔，心眼实，你往后多担待。她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跟我说，我说她，你别跟她置气。”

我端着酒杯，脖子梗得梆硬：“爸，您放心，我拿命待她。”

老许头眼眶红了，仰头把酒干了。她也喝了酒，脸粉扑扑的，坐在我旁边，手在桌子底下悄悄伸过来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心热乎乎的，潮乎乎的，指甲上还沾着一点点面粉，大概是下午帮厨的时候沾上的。

婚房是她家腾出来的一间小屋，挨着铁路，火车过的时候玻璃窗哗哗响，桌上的茶杯盖也跟着颤。那屋子不大，五六步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但收拾得干净。她搬进来一个樟木箱子，里面是她的几件好衣裳，那条被我蹭破的蓝底白花裙子挂在箱子最上面，补好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我看见了，脸又红了。

她从箱子底摸出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那枚五毛钱的钢镚儿。

“这可是咱俩的定情信物，”她笑着说，“我留着。”

我把钢镚儿拿起来看了看，又摸了摸，铜面上被擦得光亮，隐隐还能看出字。她也摸了摸，然后把布包包好放回箱子底。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炕上，铁路上的火车又过了一趟，轰隆隆的，屋子跟着轻轻颤。她侧过身来对着我，黑暗里我只能看见她眼睛的亮光。

“胜利，”她小声说，“你后不后悔？”

“后悔啥？”

“后悔那天从巷子里过。”

我翻了个身也对着她，伸出手去摸她的脸，摸到她的眉毛，她的鼻梁，她的嘴唇。

“不后悔，”我说，“我就后悔没早点从那儿过。”

她扑哧笑了，拿手拍了我一下：“油嘴滑舌。”

婚后的日子紧巴巴的，但踏实。我们俩都在厂里上班，工资加起来不到七十块钱。她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每个月的粮票油票她都仔细收着，在本子上记好了哪天该买什么。她会过日子，买菜的账记得清清楚楚，一毛两毛的都不落。有时候我看见她趴在桌子上对账，拿铅笔头在纸上写写画画，嘴里念念有词的。

每天早上她比我起得早，捅开炉子烧上水，等我洗漱完了，缸子里晾着不烫嘴的米汤。她从老家带来的小咸菜坛子，里面腌着萝卜条，脆生生的，配着米汤喝正好。我蹬三轮去厂里，她骑车跟在后面，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走。到厂门口分开的时候，她总要冲我摆摆手，有时候说句“好好干活”，有时候说句“中午别对付”。中午我在食堂打饭，隔三差五碗底下会多一块红烧肉或者一个荷包蛋，不用问，肯定是她趁没人注意扣进来的。

她把她那份饭菜省给我，自己就着咸菜喝粥。我发现了以后不干了，逼着她把肉吃回去。她说你干活累，得吃油水。我说你身体弱也得补，两个人争来争去，最后一人一半分了。

转过年来她怀了孕，反应大，吃什么吐什么。那阵子可把我急坏了，她人瘦了一圈，下巴尖了，脸色也黄了。我跑去给她买了些山楂糕话梅糖，她吃了吐得更厉害。有一回从医院回来，她扶着墙根弯着腰吐了半天，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想帮她拍拍背又怕拍重了。

我偷偷跟工友换了几个夜班，多挣几块钱给她买了个西瓜。九零年的西瓜不便宜，一斤三毛多，一个西瓜好几块。我抱着西瓜回去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看我进门，先是一愣，然后眼圈就红了。

“你花这冤枉钱干啥，”她声音发颤，“留着给孩子攒着。”

“你吃了就不吐了，”我把西瓜放在桌上，“大夫说吃点凉的舒服。”

她捧着西瓜，吃着吃着眼泪掉下来，一滴一滴落在瓜瓤上。我拿袖子给她擦，她靠在我肩上，小声说：“胜利，咱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子？”

我心里一酸，摸着她的头发：“会有的。”

那会儿厂里开始传要改制的事，人心惶惶。食堂里吃饭的时候工友们围在一起议论，有人说厂子要卖，有人说要改成股份制，有人说可能裁员。我虽然只是个蹬三轮的，可也知道风声不对。晚上躺在炕上，她靠在我怀里，肚子已经显怀了，圆鼓鼓的，像揣了个小西瓜。

“要是厂子不行了咋办？”她问。

“我出去找活儿干，”我摸着她的头发，一下一下的，“我有的是力气，饿不着你。”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肚子上。我感觉到里面动了一下，轻轻的，像小鱼吐了个泡，又像蝴蝶扇了扇翅膀。那是孩子第一次胎动，我激动得浑身一激灵，趴下去把耳朵贴在她肚皮上听。里面又动了一下，这回更清晰了，像小拳头小脚丫在里头蹬。

“她在动，”我声音都变了调，“闺女，她肯定是闺女。”

她笑了，摸着我的脑袋：“你咋知道是闺女？”

“我就知道。”我趴在那儿舍不得起来，“闺女好，闺女像你。”

九一年春天孩子生了，真是闺女。她疼了一整夜，我在产房外头站了一整夜，走廊的灯管嗡嗡响，我抽了半包烟，脚底下烟头堆了一小堆。护士抱出来的时候说是个千金，六斤七两。小人儿皱巴巴的，红彤彤的，闭着眼睛嘴抿着。她爹老许头第一个冲上去看，回头冲我咧着嘴笑：“胜利，你闺女，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凑过去看，那么小那么软的一团，攥着拳头，五个指头像五粒小花生米。我伸出手指头碰了碰她的小手，她一把攥住了，劲儿还挺大。那一攥攥得我心都化了，眼泪刷就下来了。

小名叫朵朵，大名赵许，她名字里取一个字，我姓里取一个。她后来跟我说，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想了好几天，她说以后不管姓什么，这孩子都是我俩的。护士把她从产房推出来的时候，她脸上没血色，嘴唇发白，可眼睛亮晶晶的，伸手要抱孩子。我把朵朵放在她枕边，她侧过头去看着，看了很久，伸手碰了碰孩子的脸蛋。

“像你，”她说，“眉毛像你。”

我趴在她床边，握住她另一只手：“像你，眼睛像你。”

厂子到底还是改制了，九三年的时候一刀切。那天全厂开大会，厂长在台上念文件，底下鸦雀无声。念完了以后很多人哭了，有些老工人干了大半辈子，就这么没了着落。我虽然早就料到了，可听到正式通知的时候，心里还是像被人揪了一把。后勤部解散，三轮车也要收回去了，我干了好几年的岗位，说没就没了。

那天傍晚我最后一次推着那辆空车出厂门，车轱辘吱吱呀呀地响，跟往常没什么两样。我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二楼那扇窗户，她以前就是坐在那儿看我的。窗户开着，里面已经换了人，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女工正趴在桌上写字。夕阳照在窗玻璃上，反着橙黄色的光。

我推着车继续走，走到巷子口拐弯的地方，就是当年蹭坏她裙子的那个拐角，我停了好一会儿。墙根底下的青苔还在，比那时候厚了些，绿茸茸的。蝉还在叫，跟八八年那个夏天一样。我站在那儿发了会儿呆，然后推着车走了。

回家以后她正在给孩子喂饭，朵朵坐在小凳子上，围嘴兜上糊了一层米糊糊。她看见我进来，也没多问，只说了句“饭在锅里热着”。我坐下来吃饭，她就坐在旁边给朵朵擦嘴。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听见朵朵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

“胜利，”她开了口，“明天我把我爹叫来，咱一起商量商量。”

第二天老许头来了，带了两瓶啤酒一包花生米。三个人坐在那张八仙桌边上，一人倒了一杯酒。

“厂里给了一笔买断钱，”老许头喝了一口酒，“不多，够撑一阵子的。胜利你别慌，你年轻有力气，什么活儿不能干。我认识几个工地上的人，明儿我去帮你问问。”

“爸，”我端着酒杯，“我想好了，先找个零工干着，一边干一边看机会。运输这行我熟，以后要是有条件，我想自己干。”

老许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有这心气就行。慢慢来，日子总能过起来。”

她坐在旁边给我们剥花生，把花生仁放在碟子里，壳拢成一堆。她什么话都没说，可她递花生仁给我的时候，手在我手背上拍了拍，轻轻的，跟当年搭在我后腰上一样。

从那以后我就满世界找活儿干。建筑工地搬砖，一天五块钱，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中午管一顿饭。我去了，大太阳底下光着膀子跟一帮民工一起搬，肩膀晒脱了皮，晚上回家她一碰我就疼得龇牙。她拿了药膏给我抹，一边抹一边掉眼泪。

“别干了，”她说，“换个轻省点的活儿。”

“没事，”我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这活儿来钱快。”

后来又去菜市场卸货，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骑着车去批发市场把菜筐子搬到摊位上。冬天冷，手指头冻得伸不直，搬筐子的时候得使劲攥，指甲盖都泛了青。有一回下雨路滑，我连人带车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裤腿破了，血渗出来。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把车扶正，货归拢好，接着往市场骑。回到家掀开裤腿一看，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

她给我揉腿，手上涂了红花油，力道又轻又慢。“胜利，”她低着头不看我，“要是实在不行，我回娘家借点钱，咱先缓缓。”

“不用，”我咬着牙，“我能扛。”

她在家里带孩子，抽空接了糊纸盒的活儿，跟我娘一起干。我娘那会儿眼睛已经不太好了，戴着老花镜还总对不准缝，糊出来的纸盒边角翘着，人家不收。她耐着性子教，老太太脾气倔，学不会就急，把纸盒往旁边一推说不干了。她也不恼，一句一句哄着。

“妈，您看啊，这样折过来，抹上浆糊，一按，成了。您手巧，比我强，我刚开始的时候糊得还不如您呢。”

老太太被她哄顺了气，拿起纸盒接着糊。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又酸又暖。朵朵坐在小桌子上拿纸头叠飞机，叠好了哈口气往天上扔，纸飞机晃晃悠悠落在她妈肩膀上，她妈头也不抬地说“别闹”，朵朵又叠一个。

我每次回家推开门，就看见祖孙三代坐在灯底下，朵朵趴在桌子上画画，她和我娘一人一把小刷子，面前堆着纸盒。那画面暖得像灶膛里的火，外面多大的风多大的雨，进了这个家门就觉得踏实。

可日子总有难的时候。有一回我连着两个月没找着稳定的活儿，家里米缸见了底，油瓶也快空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跟她说去干活儿，其实跑到桥洞底下坐了半晌。那桥洞在城西，底下是条臭水河，水面上漂着烂菜叶子和塑料袋。我就坐在桥墩子上，看着那河水发呆，心里头堵得喘不上气。想我一个大男人，养活不了老婆孩子，算什么本事。

天快黑了我才回去，在门口把脸上的灰擦了擦，又拍了拍裤腿上的土，才推开门。推开门就闻见饭香，她正围着灶台忙活，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响。朵朵趴在桌上写拼音，铅笔头短得捏不住了还在写。

“回来了？”她头也没回，“洗手吃饭。”

桌上摆着四个菜，醋溜土豆丝，炒白菜，一碗鸡蛋汤，还有一小碟腊肠，切得薄薄的，摆成花瓣形。我看着那碟腊肠愣住了，那是过年时候老许头送来的，她一直舍不得吃，搁在柜子最里头。

我坐下拿起筷子，手有点抖。她盛了碗饭递给我，我低着头扒饭，饭粒噎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

“胜利，”她在我对面坐下来，“咱家还有七块三毛钱。够过到下礼拜。”

我嘴里含着饭，眼泪砸进碗里，啪嗒一声。

她把椅子拉近了些，手伸过来握住我搁在桌上的那只手。她的手也糙了，指根有糊纸盒磨出来的茧子，指甲缝里嵌着干了的浆糊印，颜色发白。

“你别扛着，”她说，声音很轻，可每个字都砸在我心上，“咱俩是两口子。有难处你跟我说，咱一起扛。你一个人闷在心里头，我着急。”

我抬起头来看她，眼泪糊了一脸。她拿袖子给我擦，跟当年在医院里给她擦眼泪一样。

“小许，”我嗓子哑得厉害，“我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说什么傻话，”她把那碟腊肠往我面前推了推，“吃，吃饱了不想家。明儿咱再想办法，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在旁边匀净的呼吸，想当初她跟我说“你拿一辈子还我”的时候，我以为是句玩笑。现在我明白了，她真打算用一辈子跟我熬。她把一辈子押在我身上了，我就不能让她输。

九五年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个以前在厂里一起干后勤的工友找上门来，他叫大军，比我小两岁，个子不高，圆脸，心眼活泛。他说他姐夫在郊区开了个砖厂，每天有车往市里送砖，可缺人联系买家。他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干，他出车，我出货，说白了就是倒腾建材。

“胜利哥，”大军坐在我家门口抽着烟，“现在城里到处搞建设，房子盖得噼里啪啦的，沙子水泥钢筋什么都缺。咱俩从郊区拉货到市里，赚个差价，不比你在工地搬砖强？”

我想了想，觉得靠谱。第二天就跟大军去郊区转了一圈，看了他姐夫那个砖厂，又去了几个工地打听了行情。回来以后我跟她商量，她听我说完，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桌上。

“干，”她说，“我支持你。”

“可本钱……”

她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抱出个布包来。布包沉甸甸的，她放在桌上解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票子，十块一张的，五块一张的，还有一堆硬币，摞得齐齐整整。

“哪来这么多？”我惊呆了。

“我糊纸盒攒的，每个月留一点，没跟你说。还有，”她顿了顿，“我把那几件好衣裳卖了，还有几件我娘留下来的首饰，虽然是银的，不值什么钱，但凑一凑也有点儿。”

我打开那个布包，翻了翻，最底下压着一块蓝底白花的布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她那条被我蹭破的裙子，她把它剪了，布块叠得方方正正的。

“你把裙子也剪了？”

“留着也是压箱底，”她笑了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有钱了你给我买新的。”

我抱着那个布包，手发抖。那条裙子是她的宝贝，结婚的时候都舍不得穿，平时挂在樟木箱子里，隔段时间拿出来晒晒。现在她把它剪了，换成了这一叠票子。

“小许……”我嗓子发紧。

“别磨叽了，”她推了我一把，“拿着去跟大军干。好好干，别让我跟朵朵白等。”

就是那笔钱救了急。我跟大军合伙进了第一批钢筋，正赶上城西一个工地急用，转手赚了一笔，虽然不多，但够翻本的。从那以后运气好像顺了，活儿越来越多，我跟大军正式注册了个小建材门市，在城东租了间门面，挂了块牌子。

那段时间我忙得脚不沾地，白天跑工地联系业务，晚上回来对账算钱。她也跟着操心，记账的活儿她揽了过去，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用我给她买的圆珠笔在本子上记，一笔一笔的，工工整整。她字写得好，上学时候练过，一笔一划像刻出来的。

九七年的时候手头宽裕了些，我跟她说咱搬家吧。她愣了一下，说搬哪儿去。我说租个楼房，有暖气的，冬天不用生炉子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得花多少钱。我说你别管钱，咱住进去再说。

最后在城东租了个两室一厅，五楼，没电梯，但窗户大，亮堂。搬家那天她里里外外地收拾，把那个樟木箱子擦了又擦，把朵朵的书包文具一样样归置好。朵朵已经上小学了，背着新书包在空屋子里跑来跑去，尖着嗓子喊“妈咱们以后不住铁路边上了吗”，她蹲下来给闺女理衣领，说不住了，以后住楼房，有暖气。

那天晚上搬完家，东西堆得满地都是，她坐在樟木箱子旁边歇气，手里拿着个铁皮盒子翻来覆去地看。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把盒子打开，里面是那枚五毛钱的钢镚儿，油光锃亮的，像是被人摩挲过很多回，字都快磨平了。

她把钢镚儿举起来对着灯看，灯光穿过铜面，映在她眼睛里，亮堂堂的。

“胜利，”她说，“咱真搬出来了。”

“嗯，”我把她搂进怀里，“以后还会更好。”

她靠在我肩上，手里攥着那枚钢镚儿，半天没说话。窗户开着，秋天的风吹进来，凉丝丝的。楼下有小孩在笑在闹，远处有汽车喇叭响。她忽然笑了，肩膀一抖一抖的。

“你笑啥？”

“我笑那时候，”她仰起脸来看我，“你手心里托着五毛钱的样子，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你还说，”我捏了捏她的脸，“你那时候咋那么大胆，敢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那种话。”

“我认识你，”她认真起来，“我看了你大半年呢。你那会儿不知道，有一回下雨，你在巷子里滑了一跤，满身是泥，爬起来第一件事是看看车上的料湿了没有。我在楼上看着，心想这人真傻，可傻得让人心疼。”

我搂紧了她，下巴搁在她头顶上。她头发里有一股淡淡的香皂味儿，跟当年一样干净。

门市后来做大了，从两间门面扩到四间，雇了五六个人。大军管运输，我管业务，配合得挺好。不用我再亲自搬货了，但每天我还是早早去门市，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办公桌后面看单据。她有时候带着炖好的汤过来，用保温桶装着，逼着我喝完。

“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又熬夜了？”她放下保温桶，伸手探我的额头。

“没有，”我放下碗，“下午去接朵朵，她今天有家长会。”

“我去吧，”她把空碗收进袋子里，“你忙你的。她班主任姓张对吧，我上回见过，挺好的老师。”

她这几年老得挺快，眼角的纹路深了，笑起来的时候像菊瓣一层一层地叠。头发里掺了白丝，夹在黑发里头，一根一根的扎眼。她还是爱穿碎花的裙子，只不过从浅蓝色换成了深蓝色素净些的。我给她买过好几条新裙子，百货大楼里挑的，不便宜，她总说太贵了，挂在柜子里舍不得穿，偶尔拿出来比划比划又放回去。

有一回我喝多了回家，倒在沙发上。她给我脱鞋，拿热毛巾擦脸。我迷迷糊糊地抓住她的手，那双手比从前更糙了，指节粗大，掌心有薄茧。

“小许，”我舌头打结，“我对不住你。”

“又胡说什么。”

“那年要是不蹭坏你裙子，”我眼睛半睁半闭的，脑子混沌，可这话憋了好多年了，“你、你兴许能找个更好的。干部，或者大学生，不用跟我吃这么多苦。”

她啪地把毛巾摔在我脸上：“赵胜利你再说一遍。”

那一下把我摔清醒了大半，我睁开眼看她，她叉着腰站在那儿，眼圈泛着红，嘴唇抿得紧紧的。我坐起来要拉她的手，她甩了一下没甩开，由我攥着。

“我找谁去？谁有你好？”她声音变了调，带着颤，“你天天在外头应酬，以为我不知道你给工地那些老农民一人发一瓶水？你挣了钱给朵朵班上那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交学费以为我不知道？上回过年你偷偷给街道那个孤寡老太太送米送面以为我没看见？赵胜利你这个人啊，就没变过。”

她说着说着眼泪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我手背上。

“我就图你这点儿，从来没变过。穷的时候你也是你，富了你也还是你。你要是变了，你要是嫌贫爱富了，我早就不跟你过了。可你没变。”

我把她拉过来坐下，拿手给她擦眼泪。她别过脸去不让我擦，我就从后面抱着她，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你刚才说那话伤我心了，”她闷闷地说，“啥叫找个更好的，我找的就是最好的。”

“我错了，”我赶紧认错，“我喝多了胡说八道。”

她转过身来，拿手指头戳我的脑门：“以后再这么说，我拿擀面杖打你。”

朵朵上初中的时候成绩好，像她妈，心思细。老师来家访说这孩子作文写得好，有灵气，将来可以往文学方面培养。她高兴得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叫我开瓶好酒。

“随我，”她喝了两杯脸上泛红，“我小时候作文就老被老师念，还参加过市里的比赛呢。”

“随你随你，”我给她夹菜，“随你就错不了。”

朵朵坐在对面翻个白眼：“爸，你俩能不能别当着我的面腻歪。”

我跟她妈对视一眼，都笑了。朵朵把碗里的菜拨来拨去，忽然说：“妈，你年轻时候真那么漂亮？”

“那可不，”她妈仰了仰下巴，“你爸当时追我追得可紧了。”

“哎，”我赶紧说，“明明是你先说的。”

“我说啥了？”她瞪我一眼。

“你说你敢娶我吗。”我学着她的语气。

朵朵噗地喷了口水：“妈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她脸红了，拿筷子敲碗边：“吃饭吃饭，少打听大人事。”

新千年之后日子越来越顺，门市的业务稳定了，我在城东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拿钥匙那天她站在空房子里，走来走去地看，摸摸这面墙，敲敲那扇窗户，最后站在阳台上往外看。

“胜利，”她喊我，“你看，这儿能看见老厂的方向。”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远远的，城市的天际线上，那片旧厂区的轮廓还在，灰蒙蒙的，藏在几栋新楼后面。

“啥时候回去看看？”

“不急，”她转过身来，眯着眼笑，“等朵朵上大学了，咱俩回去。”

零三年春天，她查出来乳腺上有个结节。开始她没当回事，说就是块小疙瘩，不疼不痒的。我催她去检查，她总说忙，过两天。拖了大半年，再去查的时候医生说不太好，建议手术。那天从医院出来，她坐在副驾驶上一句话不说，手搁在膝盖上，攥着那堆化验单和诊断书，指节发白。

我把车停在路边，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手心全是汗。

“没事儿，”我尽量让声音稳，“咱做手术，现在医学发达，我打听过了，这个治愈率很高。你别怕，有我呢。”

她转过头来看我，眼泪无声地往下淌，顺着脸颊的纹路流下去，滴在领口上。“胜利，朵朵还没成年，才上高一。”

“你瞎想什么，”我嗓子发紧，把她拉过来抱着，“你肯定没事。你忘了你还要收我剩下的十二块三呢，这么多年我才还了多少，你可不能赖账。”

她破涕为笑，拿手背擦眼泪：“你净记些没用的。”

手术安排在秋天，十一月份。朵朵正好放月假，赶回来陪她。进手术室之前她拉着我的手，忽然说了句：“胜利，要是病理不好，你别瞒我，我能扛得住。”

“好。”

“还有，”她顿了顿，“那个樟木箱子底下的铁皮盒子，你帮我收着。”

“你自己出来收。”

她笑了，被护士推进去的时候冲我比了个大拇指。那个大拇指在推车拐进走廊的时候还竖着，白白的，指甲剪得齐整。

那四个多小时我在手术室外头坐立不安，长椅冰凉凉的，我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两圈，走两圈又坐回去。朵朵抱着书包坐在旁边，手在膝盖上捏得发白，指头尖都掐红了。我拍拍她肩膀：“你妈福大命大，没事。”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打鼓，腿肚子转筋，后背上全是冷汗，汗衫贴在那儿凉飕飕的。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她这些年，想她那天站在巷子里说“你敢娶我吗”，想她夜里偷偷往我碗底下扣红烧肉，想她拿布包着那叠票子塞给我的样子。我不敢往下想。

手术灯灭的时候医生出来说，良性，切干净了，观察几天就能出院。我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朵朵已经哇地一声哭出来，扑在我怀里。我拍着她的背说好了好了没事了，可我自己嗓子也哽得说不出话来。

她醒过来的时候我趴在床边，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手指头凉凉的，没什么力气。

“胜利，”她声音很轻，“我梦到那条裙子了，你蹭坏那条。我梦见我穿着它在巷子里走，你骑车过来，车斗挂住了……”

“醒了就好，”我把她的手攥着往自己脸上贴，眼眶热得发烫，“醒了咱回家，我给你买新的，买十条。”

她虚弱地笑，嘴角弯弯的：“买那么多穿不完。”

“穿不完挂起来看。”

出院那天阳光特别好，深秋的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扶着她慢慢往外走，她瘦了一圈，下巴尖了，脸颊凹进去，可精神头不差。朵朵跑前跑后地办手续，个子快赶上她妈了，扎着马尾辫，眉眼像她年轻时候。

上车前她忽然站住，回头看了看医院大门，上面挂着红十字的牌子，在阳光里亮闪闪的。

“怎么了？”我问。

“没怎么，”她坐进车里，靠上椅背，“就是觉得，活着真好。来这一趟，让我觉得啥都不重要，就身边人重要。”

零八年奥运会那年，朵朵考上了外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她捧着看了又看，翻来覆去地摸，说上面印得真漂亮。朵朵学中文，跟她妈一样喜欢写字。送她去火车站的时候她妈抱着她半天不撒手，絮絮叨叨地嘱咐：按时吃饭，别熬夜，天冷加衣裳，钱不够了打电话，和同学好好相处，有啥事跟家里说。

“妈，”朵朵被她搂得快透不过气了，“我都十八了，又不是小孩了。”

“八十也是我闺女。”她妈松开她，又去理她的衣领，把那根翘起来的线头拽掉了，“你头一回出远门，妈不放心。”

火车开走了她还站在月台上抹眼泪，我揽着她的肩往回走，她靠在我身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懂什么，”她捶了我一下，“孩子不在跟前，这心里头空了一大块，跟被人挖走了一块肉似的。”

那之后家里就剩我俩了。门市上的事儿有人管，大军那几年身体不太好，他儿子接手了运输那块。我渐渐放了手，把业务慢慢交出去，腾出时间多陪她。她做完手术那两年恢复得挺好，定期复查都没问题，可我总不放心，一有空就带她出去走走。

她说想去海边，没见过真的海，只在电视上看过。我就买了去青岛的票，俩人在海边待了一礼拜。她第一次看见海的时候愣住了，站在沙滩上半天没动，就那么望着远处水天相接的那条线。

“原来海这么大，”她轻声说，“比我想象的还大。”

我拉着她往前走，海浪涌上来没过她的脚踝，她惊了一下往后缩，又忍不住往前踩。凉鞋上沾了细沙，海水退下去的时候把沙带走，脚背上留下湿湿的印子。

“凉不凉？”我问。

“凉，”她笑着说，“可是舒服。”

我们在海边待了好几天，每天吃完早饭就去沙滩上走，她拎着鞋赤脚踩水，裙摆湿了一圈也顾不上。我给她拍了好多照片，她开始总摆手不让拍，说脸上褶子多了不好看，后来拍顺了也就不管了。有一张她站在礁石上，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正侧着头把头发往耳后别，背后是大片大片的海和天。那张照片我后来洗出来放大了挂在客厅里，来人看了都说好看。

“好看，”我说，“跟咱俩刚认识那会儿一样好看。”

她瞪我一眼，嘴角翘着。

晚上在海边的排挡吃蛤蜊喝啤酒，她喝了半杯就上脸，脸颊红扑扑的。海风吹过来把她鬓角的白发吹乱了，她别到耳后，我看见又多了几根。

“胜利，”她端着酒杯看远处黑沉沉的海面，渔火在海上一闪一闪的，“你说咱俩这辈子，值不值？”

我也看海，海面在夜色里是深黛色的，浪声哗哗的，一阵一阵拍在沙滩上。

“咋不值？”

“穷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

“可你从来没说过后悔，”我转头看她，她侧脸的线条柔和，眼皮垂着，睫毛在路灯的光里投下一小片影子，“那年你给我五毛钱定钱的时候，也没后悔过吧。”

她笑了，眼睛在灯火里亮晶晶的，像远处的渔火一样闪：“不后悔。从来都没后悔过。”

从海边回来以后她精神好了很多，每天去公园里跳广场舞，还学会了用手机拍视频。那会儿刚有能拍视频的手机，我给她买了一个，她新鲜了好几天，天天举着到处拍。拍她自己扭来扭去，拍舞伴们摆姿势，拍菜市场的茄子西红柿，拍楼下那只老猫。拍完了还学会发给我，我在门市的办公室一条一条点开看，看着看着就笑。

有一回她拍了条长的，画面里是那条蓝底白花的裙子，被她从箱子底翻出来铺在床上。裙子老了，颜色褪得发白，布料薄得透光，那道缝补过的痕迹从腰侧一直延伸下来，细密的针脚颜色比布料深一些，像一道浅浅的河。

“胜利你过来看看，”她对着镜头说，手机拿得不太稳，画面有点晃，“这裙子我补了好几个地方，你看看这针脚，是不是还行？我那时候手艺还行吧？”

我放大画面看，那道口子被细细密密的针线缝起来了，针脚匀称，一针挨着一针，不仔细看都看不出缝过。我心里头一热，那条裙子当年蹭破的时候毛边翻着，她后来补了，后来又洗过很多回，布面都发白了，可那道补痕还在。

那天晚上我回家，她把裙子叠好了放在床头柜上。我拿起来摸了摸，布料薄得透亮，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像握住了一捧旧时光。那道补痕摸着有点硬，是浆洗过很多次的手感。

“你还留着。”

“当然留着，”她从厨房探出脑袋，“这可是咱俩的媒人。要不是它，你那天连正眼都不会看我。”

“我哪敢看你，”我把裙子放回去，“你是厂花，我算啥。”

她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走出来，叉了一块苹果塞我嘴里：“厂花怎么了，厂花也是人。厂花也得吃饭睡觉过日子。你那会儿就是太把自己看低了，你身上那些好，我全看在眼里。”

后来日子越来越平淡，退了休以后没什么大事了，每天就是买菜做饭遛弯。她把阳台弄成了个小菜园，花盆里种小葱种辣椒，还种了两棵西红柿，红彤彤的挂在那儿。每天清早我去菜市场，她在阳台上浇水。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把粥熬好了，桌子上摆着酱豆腐和咸菜，有时候有她腌的糖蒜。

我们俩面对面坐着吃早饭，电视里放着早间新闻。她不怎么看电视，端着碗看窗外，说今天天不错，说楼下那棵银杏叶子黄了。有时候吃着吃着她忽然说，胜利，咱今天去公园转转吧。我说行，吃完就去。

有一回吃早饭的时候她忽然放下筷子，说：“胜利，咱回家看看吧。”

“哪个家？”

“厂里那个家。我听人说那边要拆了建高楼，再看一眼吧。”

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天高云淡，风凉飕飕的。我们坐公交车去的，她在车上靠着我的肩膀，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路上堵车，走走停停的，她也不急，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靠着。

到了地方下车，老厂区早没了当年的样子。厂房拆了大半，残垣断壁间长了荒草，齐腰深。只有那栋二层的小检验车间还立着，孤零零的，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墙角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黑。

我们俩站在空地上，风吹过来带着尘土味儿，还有干草的气息。她仰头看那栋楼，二楼的窗户黑洞洞的。

“我当初就坐那儿，”她指了指那扇破窗户，窗框上的漆皮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木头，“你那会儿从底下过，戴着个破草帽，车斗里装着棉纱料，满满一车。”

我仰头看，恍惚间好像又看见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光着膀子蹬那辆破三轮，嘴里哼着歌。蝉声远了，换成了风吹荒草的沙沙声。

“那时候我老想，这人怎么天天这么乐呵，”她挽着我的胳膊，声音轻轻的，“明明穷得叮当响，吃得也差，穿得也破，可嘴里还哼着小曲儿。”

“我哼的啥？”

“社会主义好。”

我乐了：“就这？”

“就这，”她也乐，眼睛弯弯的，“我当时就想，这人心里头敞亮。穷不怕，怕的是心里头没光。”

院子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比从前粗了一倍，树干三个人合抱都抱不住。树皮皲裂了，裂成一块一块的，上面还能看见模模糊糊的字迹，不知道是哪个年月的人刻的。

她指着树根底下一块松动的砖：“你记不记得，有一回下雨，我在这底下藏了把伞。后来你路过，我喊你，你没听见。”

“还有这事？”

“你那会儿耳朵背，”她白了我一眼，“我喊了好几声，你蹬着车拐弯走了。那伞我后来去拿，已经没了，不知道被谁捡走了。”

我在树根底下翻了翻，那块砖还在，底下的土空空的。

“伞早让人拿走了，”她笑着说，“我后来想，算了，反正你淋雨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有一回下暴雨，你浑身湿透了还接着干活儿，我在楼上看着又气又心疼。”

我们绕着老厂区走了一圈，路还是那条柏油路，只是裂了缝，缝里长了草。拐到食堂后头那条窄巷子的时候，她脚步慢下来。巷子两边的墙还在，青苔厚了，绿茸茸的一层。巷子里没人走，草从墙根底下漫上来，淹了半边路。

她就站在巷子口，拿脚尖点了点地。

“就这儿。”

我也站住了。太阳从西边照过来，跟当年一样的角度，一样的暖黄色光线，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拖在荒草地上。风从巷子里穿过来，凉凉的，带着草籽的味道。

她忽然转身对着我，仰起脸来。脸上的皱纹在夕阳里变得柔和，眼睛还是那样，不大，但是亮，含着光。

“赵胜利。”

我看着她，心头怦怦地跳，跟当年一样。

“你敢娶我吗？”

跟二十八年前一模一样。连语气都一样，轻轻的，带着笑意，可眼眶里闪着光。

我伸出手，手心朝上。她的手放进来，暖的，温热的，手掌心的茧子贴着我的掌心。

“娶。”

那天回去的路上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公交车晃晃悠悠的，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往后退。夕阳把车厢染成橙红色，她的脸上映着光，安安静静的，嘴角带着点笑意。我低头看她，她呼吸匀净，睫毛垂着，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我揽着她的肩，想起了那个铁皮盒子里的五毛钱钢镚儿。这么多年了，那钢镚儿还在，被她擦得锃亮，放在樟木箱子最底下，旁边还有那条裙子剪下来的蓝色布料，叠得方方正正的。

一辈子有多长呢，可能就是一条裙子修补起来的长度。从蹭破的那道口子开始，一针一线地缝，缝进柴米油盐，缝进磕磕绊绊，缝进眼泪和笑，缝进那些沉默的夜晚和吵闹的清晨，最后缝成一件旧衣裳，洗得发白了，可还是暖的。

我欠她的十二块三，这辈子大概是还不清了。可她说过，拿一辈子还，这事儿急不得。只要她还在，我就慢慢还。下辈子要是还能遇见，我还在那条巷子里骑车，她还穿着那条蓝底白花的裙子，我蹭破了她就站在那儿等，等我掏五毛钱出来。

那五毛钱，永远都是热的。

（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地名人名均为虚构，图片非真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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