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摘荔枝，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竟要我负责
发布时间：2026-09-14 01:41 浏览量：2
89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摘荔枝，她的裙子突然被风吹起，她竟要我负责
1989年夏天，我和女同事苏玉禾上山摘荔枝。
那天风来得太突然。
我正蹲在树杈上，伸手去够最上头那串红透的荔枝。苏玉禾站在树下，仰着脸，手里抱着竹篮，额头上全是汗。
她穿了一条浅蓝碎花裙子，裙摆刚过膝盖。山坳里的风原本闷得很，像被树叶捂住了口鼻，可偏偏那一下，风从坡底猛地卷上来。
“呼”的一声。
她的裙子被掀了起来。
我愣在树上，手里的荔枝枝条“啪”地折断，掉在地上。
苏玉禾也愣了一下，随即慌忙按住裙摆，脸一下红到耳根。她抬头看我，眼睛又羞又恼，嘴唇动了几下，最后咬着牙说：
“李建平，你得负责。”
我差点从树上摔下来。
“啥？”
她攥着裙摆，仰头瞪我：“你看见了。”
“我不是故意的。”我结结巴巴，“是风吹的。”
“风吹的也是你看见了。”
我急得脸发烫：“那我能咋办？我总不能把风抓来给你赔不是吧？”
她不说话了，只是低头把散落的荔枝一颗颗捡进篮子里。耳朵还是红的，手却抖得厉害。
我赶紧从树上下来，脚刚落地，她就往后退了一步。
那一步退得我心里一空。
我说：“小苏，我真不是有意的。我要是乱说一个字，让我出门摔断腿。”
她抬眼看我，眼里有水光，却偏偏不肯掉下来。
“我不要你发毒誓。”她说，“我要你负责。”
“怎么负责？”
她把竹篮往我怀里一塞，声音轻了些，却比刚才更认真。
“从今天起，你别躲着我。明天中午，跟我一块吃饭。”
我抱着那篮荔枝，半天没说出话。
我和苏玉禾是县罐头厂的同事。
我二十四岁，在机修班，整天跟扳手、皮带轮和满手油污打交道。她二十二岁，在检验室，负责挑果、记数、写报表。
厂里夏天最忙，荔枝成熟的时候，车间里一筐筐果子堆得像小山。可这一年效益不好，厂里收不上多少原料，工资也拖了半个月。领导见大家没精神，就说后山那片老荔枝树熟了，各车间派人去摘，摘回来一部分入库，一部分给职工分。
我本来不想去。
是苏玉禾在水池边拦住我，说：“李师傅，听说你爬树厉害？”
我正在洗手上的机油，听她叫我“师傅”，心里一慌，水龙头都没关紧。
“也不是厉害，就是小时候在山里野惯了。”
“那你下午跟我一组吧。”她把登记本往胸前一抱，“我够不着高处的果子。”
我想拒绝，又舍不得拒绝。
厂里喜欢苏玉禾的人不少。
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话不急不慢，哪怕检验员挑错了果子，她也不会当众让人下不来台。她家里条件比我好，母亲在供销社上班，父亲以前是老师，后来身体不好，提前回了家。
我不敢往她跟前凑。
我家在乡下，母亲守着几亩薄田，父亲早些年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家里还有两个弟妹读书。我的工资一到手，先寄回家一半，剩下的自己吃饭都要算着花。
我这样的人，喜欢谁都像偷偷摸摸。
可那天下午，她点了我的名。
我跟她上了山。
没想到，一阵风，把我们两个人都吹乱了。
下山的时候，苏玉禾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怀里抱着那篮荔枝。
她裙摆上别了一枚小小的别针，是她从袖口拆下来的。她走得很快，脖颈一直红着。
我几次想开口解释，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解释什么都不对。
快到厂门口时，她忽然停住。
我差点撞到她背上。
她没回头，只说：“李建平，明天中午，我在食堂靠窗那张桌等你。”
我硬着头皮说：“小苏，这事真不能这么算。你要是怕我乱说，我可以写保证。你要是觉得委屈，我给你赔一条裙子。”
她猛地转过身。
那眼神，比山上的风还猛。
“我缺你一条裙子吗？”
我被她问住。
她看着我，声音发颤：“你是不是觉得我苏玉禾赖上你了？”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说不出来。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一点也不轻松，像是被什么东西硌疼了。
“行。”她说，“你要写保证也行。你明天中午当着我的面写，写清楚，你李建平以后见了苏玉禾，不躲，不装不认识，不拿那阵风当笑话。”
说完，她转身就走。
我站在厂门口，怀里的荔枝压得胳膊发酸。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铁架床吱呀响，蚊帐里闷得像蒸笼。隔壁床的同事问我：“建平，你身上长刺了？动来动去的。”
我说：“热。”
其实不是热。
我脑子里全是苏玉禾按裙子的样子，还有她那句“你得负责”。
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
她到底是害羞说气话，还是认真？
如果认真，我能负什么责？
第二天中午，我还是去了食堂。
靠窗那张桌子旁边，苏玉禾已经坐着了。
她换了条灰色长裤，上身穿白衬衣，头发扎得很低。桌上摆着两个饭盒，一个是她自己的，一个空着。
看见我，她把空饭盒往对面推了推。
“坐。”
我坐下，后背僵得像木板。
食堂里人来人往，打饭的铁勺敲着大盆，叮叮当当响。可我总觉得周围所有人的眼睛都往我们这边瞟。
苏玉禾把自己饭盒里的半个煎蛋夹给我。
我赶紧挡：“不用。”
她看着我：“你不是要负责吗？先负责把饭吃完。”
我嘴唇动了动，低声说：“小苏，昨天那事，我真没跟任何人说。”
“我知道。”
“那你还……”
“我还什么？”
我鼓起勇气：“你说让我负责，是不是太重了？”
她握筷子的手停了一下。
“重吗？”
“重。”我说，“姑娘家的名声，不是开玩笑。处对象也不是开玩笑。要是因为一阵风，你就……”
她忽然把筷子放下了。
声音不大，可我听得心里一跳。
“李建平，你听好了。昨天那阵风，是意外。可我让你负责，不是因为那阵风。”
我愣住。
她的脸又红了，却没有躲开我的目光。
“我早就看上你了。”
食堂里那么吵，我却像突然聋了一样，只听见她这一句。
我看着她，半天才问：“你说啥？”
她低头扒了一口饭，像是给自己壮胆。咽下去以后，她又抬头看我。
“我说，我早就看上你了。你修机器的时候，别人都嫌脏，就你能蹲一上午不喊累。上次检验室的称坏了，大家都说明天再弄，你饭都没吃，给我们修到天黑。还有下雨那次，我报表淋湿了，你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上面，自己湿了一路。”
我喉咙发紧。
那些事，我都记得。
只是我没想到，她也记得。
苏玉禾说：“我让你跟我上山摘荔枝，是我故意的。我想跟你说说话。可我没想到会有那阵风。”
她说到这里，耳根红得更厉害。
“我当时又羞又慌，话赶话，就说了让你负责。说出口以后，我也怕你觉得我不知羞。可我想了一晚，我不后悔。”
我手心冒汗，筷子都拿不稳。
她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李建平，我不是让你赔裙子，也不是逼你娶我。我是要你给我一个明白话。你要是也对我有意思，就别再躲。你要是没意思，今天吃完这顿饭，以后我再不提。”
我低下头，看着饭盒里的米粒。
我很想说有。
可那一个“有”字，像被卡在嗓子里。
我想起家里的土屋，想起母亲补了又补的袖口，想起每个月寄回去的钱，想起自己连一双像样皮鞋都舍不得买。
苏玉禾这么好的姑娘，凭什么跟我吃苦？
我沉默得太久。
久到她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最后，她笑了笑，把筷子收进饭盒。
“我明白了。”
我急了：“不是，小苏，我不是没意思。”
她的手顿住。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咬着牙说：“我配不上你。”
她眼圈一下红了。
“李建平，你这话最伤人。”
我愣住。
她站起来，饭盒盖都没盖好。
“你要是不喜欢我，就说不喜欢。你要是怕吃苦，就说怕吃苦。别拿‘配不上’三个字替我做决定。”
她端起饭盒就走。
我坐在原地，耳朵里嗡嗡响。
那顿饭，我一口也没吃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苏玉禾没再找我。
检验室和机修班隔着一个院子，以前她偶尔会来找我修秤、修灯、修打字机，现在有事都让别人传话。
我几次在水池边看见她，她也只是点点头。
礼貌得像陌生人。
我心里空了一块。
晚上回宿舍，我把母亲寄来的信翻出来看。
信上说，家里的稻子长得还行，弟弟又长高了，妹妹想买一本习题集，问我手头宽不宽。最后一行，母亲写：成家不要急，找个能知冷热的人，比啥都强。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能知冷热的人。
苏玉禾不就是吗？
她知道我饭盒里常年没油水，才把煎蛋夹给我。她知道我修机器常忘了喝水，才在检验室门口放一只搪瓷杯。她知道我不敢往她身边站，才借摘荔枝把我叫上山。
她比我勇敢。
我却拿穷当盾牌，把她挡在外头。
第五天傍晚，厂里突然停电。
车间里的灌装线卡住了，半成品堆了一地，领导急得满头汗。备用发电机也坏了，机修班全被叫过去。
我钻在机器底下查线路，手被铁皮划开一道口子，血混着机油往下滴。
有人拿来手电。
光照过来的时候，我听见苏玉禾的声音：“别动，我给你擦。”
我抬头，看见她蹲在机器旁边，手里拿着一块干净手帕。
“你怎么来了？”
“检验室也停了。”她没看我，只低头给我擦手，“你流血了。”
我想把手抽回来，她按住了。
“现在知道躲了？”
我不敢说话。
她给我擦干净，又用手帕缠住那道口子，打了个很小的结。
我低声说：“这手帕弄脏了。”
她说：“洗得掉。”
我说：“小苏，那天食堂的话，我说错了。”
她的手停住。
机器旁边很暗，只有手电光晃来晃去。周围都是人，可那一刻，我只看得见她。
我说：“我不是不喜欢你。我是太喜欢你了，才害怕。”
她抬头看我。
眼睛里还有气，但气底下藏着委屈。
“怕什么？”
“怕你跟我过苦日子。”我说，“怕你现在觉得我好，将来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怕你家里人不同意，怕别人说你瞎了眼。”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轻声问：“那你怕不怕我难过？”
我心一揪。
她说：“你怕我吃苦，怕别人说闲话，怕我家里不同意。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我推开，我也会难过？”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
苏玉禾站起来，把手电塞给我。
“李建平，责任不是替别人害怕。责任是你明知道日子不容易，还愿意把话说清楚，把路一起走。”
说完，她转身走了。
那句话，比任何责备都重。
当天晚上，发电机修好了。
车间重新亮起来时，大家都欢呼了一声。我却蹲在机器旁边，看着手上那块被机油染黑的手帕，忽然下了决心。
第二天一早，我去厂门口等她。
苏玉禾骑车来，看见我，车把晃了一下。
我拦在路边，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她停下车：“干什么？又要赔我裙子？”
我摇头。
“我要负责。”
她怔了一下。
我把昨晚写了一夜的纸递给她。
那不是保证书，也不是检讨。
上面只有几行字。
我写：苏玉禾，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山上那阵风，也不是因为我看见了什么。是因为你是你。你要是还愿意，我想跟你处对象。穷是真的，喜欢你也是真的。我不拿穷躲你，也不拿责任压你。以后好不好，我们一起过了才知道。
她低头看着那张纸。
看着看着，眼泪砸了下来。
我慌了：“你别哭啊。我写得不好？我可以重写。”
她抬手擦眼泪，狠狠瞪我。
“李建平，你这个人真笨。”
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站直挨骂。
她把纸折好，放进衬衣口袋里。
“中午还是靠窗那张桌。”她说。
“好。”
“这次你自己打饭，别等我给你夹菜。”
“好。”
她骑车往厂里去，骑了几步又回头。
“还有。”
“嗯？”
她脸红了一下，声音却很清楚。
“那阵风的账，我先记着。你慢慢还。”
我站在厂门口，傻笑了半天。
从那天起，我们算是处对象了。
厂里人很快看出来了。
有人开玩笑：“建平，你小子闷声干大事啊。”
也有人说酸话：“机修班的油泥巴，居然追上检验室一枝花。”
我听见了，心里不舒服。苏玉禾倒比我坦然。
有一次食堂里有人故意问她：“小苏，你看上李建平啥了？看上他会爬树？”
她把饭盒盖“啪”地合上，笑眯眯地说：“是啊，会爬树，还会修机器，比只会嚼舌根强。”
那人脸上挂不住，端着碗走了。
我低声说：“你别跟他们呛。”
她说：“你又要躲？”
我立刻闭嘴。
处对象以后，我才知道苏玉禾也不是一直那么有底气。
她带我去见她母亲那天，手心一直出汗。
她家在供销社后面的旧楼里，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父亲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腿上搭着薄毯，话不多，只是看我。
她母亲给我倒了茶。
茶杯放到桌上时，她问：“小李，你跟玉禾，是认真处，还是因为山上那件事不好收场？”
我的脸腾地红了。
苏玉禾急了：“妈！”
她母亲抬手：“你别说，让他说。”
屋里一下安静下来。
我坐在木椅上，背后全是汗。
如果说完全和那阵风没关系，好像是假话。没有那阵风，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敢开口。
可如果说只是为了负责，那又对不起苏玉禾。
我想了很久，站起来，朝她父母弯了弯腰。
“婶子，叔，我跟玉禾处对象，是认真。山上那件事，是个引子，不是理由。我喜欢她，但以前我胆小，不敢说。她让我负责，真正该负责的不是那阵风，是我自己的心。”
苏玉禾站在旁边，眼圈红了。
她母亲看着我，脸色缓和了些。
“你家里困难，玉禾知道吗？”
“知道。”
“以后日子不一定轻松。”
“我知道。”
“她从小没吃过太多苦。”
我抬头看了一眼苏玉禾。
她也在看我。
我说：“我不敢保证让她一辈子不吃苦。但我能保证，苦来的时候，我不躲在她后面。”
她父亲一直没说话。
直到这时，他才咳了一声。
“年轻人，话别说太满。日子长着呢。”
我点头：“我记住。”
从苏家出来，苏玉禾一路都没说话。
走到楼下，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哪句？”
“苦来的时候，不躲在我后面。”
“真的。”
她低头踢了踢地上的小石子。
“那我也不躲你后面。”
我笑了：“你不是一直冲在前头吗？”
她瞪我一眼，却也笑了。
我们处对象处得不算轰轰烈烈。
我没钱带她下馆子，就在下班后陪她沿着厂外的小河走。她喜欢吃酸梅，我每周发了饭票省一点，给她买一小包。她知道我省钱，又偷偷把自己做的馒头塞给我。
她的手很巧，会改衣服。
我有一件白衬衣，领口磨破了，本来准备扔。她拿回去拆了领子，翻了个面重新缝上。第二天还给我时，针脚细得看不出来。
我说：“这也太麻烦了。”
她说：“你以后见我妈，总不能穿得像刚从机器底下爬出来。”
我说：“可我本来就是从机器底下爬出来的。”
她笑得弯腰。
那段日子，厂里越来越难。
订单少，工资拖。车间里有人辞工，有人托关系调走。机修班的活倒没少，机器老坏，可配件买不起，我们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苏玉禾有一次问我：“建平，要是厂子真不行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修机器。哪里有机器，我就去哪里。”
“去外地也去？”
“去。”
她沉默了一下。
我赶紧说：“我不是说现在就走。”
她看着远处的厂房，轻声说：“你要是真有机会，就别为了我困在这里。”
我心里一紧：“那你呢？”
她低头把一颗小石子踢进沟里。
“我等你啊。”
说完，她又补了一句：“不过别让我等太久。那阵风的账还没还完。”
我鼻子发酸，嘴上却笑：“你这账记得真牢。”
她说：“姑娘家的账，当然牢。”
年底，厂里果然出了事。
罐头车间停了一半，检验室的人也被轮休。工资发不全，大家心里都慌。
我有个机会去外面的私人修配厂，工资比这里高一倍，但要常年跟车跑维修，十天半个月不一定回来。
我犹豫了。
苏玉禾知道后，直接把我拉到后山那片荔枝树下。
冬天的荔枝树没有果子，叶子也暗。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冷得人缩脖子。
她站在树下，问我：“你是不是怕我不愿意？”
我说：“我们才处半年对象，我去了外面，你家里人更看不上我。”
“我家里人看不看得上，是他们的事。”她说，“你要是因为怕，放掉能让你往前走的路，那就是你的事。”
我低声说：“可我答应过你，要负责。”
苏玉禾看着我，忽然伸手拍了拍那棵树。
“李建平，你记住。负责不是把我拴在你裤腰带上，也不是把你拴在我裙摆上。你有本事，就去挣你的路。我有本事，就把自己照顾好。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互相拖住，是互相撑住。”
我听得眼眶发热。
她又说：“你走之前，正式去我家一趟。让我爸妈知道，我们不是闹着玩。”
那天晚上，我去了苏家。
她母亲听完我的打算，半天没说话。
她父亲问我：“多久回来一次？”
我说：“说不准。忙的时候可能一个月，闲的时候半个月。”
“钱呢？”
“多挣一点，先把家里债还了，也攒结婚的钱。”
苏玉禾坐在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
她母亲叹了口气：“玉禾，你自己想清楚。等人的滋味不好受。”
苏玉禾抬起头，声音很稳。
“妈，我想清楚了。”
她父亲看了我一眼：“小李，你让她等，就别让她等成笑话。”
我站起来，郑重地点头。
“叔，我会回来。”
第二年春天，我离开了厂。
临走那天，苏玉禾送我到车站。
她穿着那条浅蓝碎花裙子。
我一看见，心就乱了。
“你怎么穿这个？”
她低头看了看裙摆，故意问：“不好看？”
“好看。”我说，“就是……”
她笑了：“怕风？”
我也笑，可笑着笑着就难受。
车站人多，背包、竹篮、麻袋堆得到处都是。她把一个布包塞给我，里面有两双袜子、一包干粮，还有那块洗干净的手帕。
手帕上那点机油印，怎么洗都还有淡淡一团。
我说：“这个你留着。”
她摇头：“你带着。看见它，就记得回来。”
车快开时，她忽然抓住我的手。
“李建平。”
“嗯。”
“你要是变心，就写信告诉我。别让我猜。”
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不会。”
“我是说真的。”她盯着我，“我不怕你穷，不怕你远，也不怕等。可我怕你什么都不说，让我一个人傻等。”
我握紧她的手：“我每周写信。”
“少一封，我就记账。”
“记。”
她终于笑了，可眼泪也掉下来。
车开动的时候，她跟着跑了几步。
那条浅蓝裙子被风吹得贴在腿边，她一只手按着裙摆，一只手冲我挥。我趴在车窗边，看着她越来越远，心里疼得发慌。
我去了外面的修配厂。
日子比我想的苦。
白天跟车跑，晚上睡在仓库角落。机器坏在半路，就蹲在泥地里修。手上常年裂口，油污进了肉里，洗不干净。
可工资是真的高。
第一个月发钱，我寄了一半回家，又给苏玉禾寄了一条围巾。围巾不贵，是街边摊买的，颜色浅浅的。
信里我写：我没忘记那阵风，也没忘记靠窗那张桌。
她回信很快。
字写得秀气，一笔一画都像她说话。
她说：围巾收到了，颜色太嫩，我妈笑我装小姑娘。厂里荔枝今年开花了，检验室又少了两个人。你别只顾挣钱，手上裂口要抹药。还有，账本我替你记着，你欠我的饭、路、荔枝和风，一样没少。
我拿着信，在仓库昏黄的灯下看了一遍又一遍。
修配厂的师傅笑我：“对象来信？”
我点头。
他说：“那你好好干。男人在外头，心里有盏灯，就不怕黑。”
我心里那盏灯，就是苏玉禾。
那一年，我每周写信。
有时候忙得半夜才回来，我就趴在木箱上写。写今天修了什么机器，吃了什么饭，路上看见什么花。她也写厂里的事，写她父亲身体好些了，写她母亲嘴上不提我，却每次做了腌菜都多装一瓶，说“给那个修机器的寄去”。
我们靠信过日子。
可光靠信，也会有误会。
有一次，我连续三周没收到她回信。
我急得吃不下饭，以为她家里反悔，或者她不想等了。第四周，我请了半天假，坐车赶回县里。
到了厂门口，才知道她父亲病了，住了十来天院。她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陪床，忙得连觉都睡不够。
我跑到医院时，她正坐在走廊长椅上打盹，怀里抱着一个饭盒。
人瘦了一圈。
我站在她面前，心疼得说不出话。
她醒来，看见我，先是愣住，随即皱眉：“你怎么回来了？请假扣钱吗？”
我蹲在她面前：“你怎么不告诉我？”
她别过脸：“告诉你干什么？你回来能替我爸生病？”
我心里一酸：“至少我能陪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小声说：“我怕耽误你。”
我看着她疲惫的脸，忽然想起她在后山说过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互相拖住，是互相撑住。
我握住她的手：“苏玉禾，你不能只让我学负责，自己却一个人扛。你要是苦了、累了、撑不住了，也得告诉我。”
她眼圈红了：“我不想让你觉得我麻烦。”
“你不是麻烦。”我说，“你是我想负责的人。”
她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陪她坐了一夜。
她靠在我肩上睡着，手里还攥着饭盒提手。走廊灯很白，照得人脸色发青。可我心里很安稳。
第二天，她母亲来换班，看见我，叹了口气。
“小李，你这样来回跑，吃得消吗？”
我说：“吃得消。”
她母亲看着我，又看了看靠在椅子上睡得昏沉的苏玉禾。
“玉禾这孩子倔。她嘴上说自己不苦，其实心里什么都装着。你要真跟她过日子，别只看她笑，也要看她什么时候不说话。”
我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年底，我攒够了结婚的钱。
没有多少，只有一千多块。
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从油污、冷饭和一封封家书里攒出来的。
我回县里，正式提亲。
苏家没有为难我。
她父亲身体比之前好些，坐在堂屋里，问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时说的话吗？”
“记得。”
“你说苦来的时候，不躲在她后面。”
“记得。”
他点点头：“以后也别忘。”
苏玉禾站在门口，偷偷冲我笑。
我们结婚那天，没有大排场。
就在厂食堂摆了几桌。菜是亲戚朋友帮着做的，桌子也是借的。苏玉禾穿了一件红色上衣，头发盘起来，别了一朵小红花。
我穿着那件她给我翻过领子的白衬衣。
敬酒时，有同事开玩笑：“建平，当年后山那阵风，真是你的贵人啊。”
我脸一红，不知道怎么接。
苏玉禾却大大方方地说：“那是我的贵人。”
大家哄笑。
我看着她，心里又甜又酸。
晚上回到我们的小屋，她坐在床边拆头发。屋里只有一盏小灯，光很暖。窗外有风，吹得纸糊的窗缝轻轻响。
她忽然问我：“李建平，你老实说。那天在山上，你到底看见多少？”
我脸一下热了。
“没多少。”
“没多少是多少？”
我支支吾吾：“就……一眼。”
她拿起枕头砸我。
“你果然看见了！”
我接住枕头，赶紧说：“我马上转头了。”
她红着脸瞪我：“那你还说没多少？”
我小声说：“我怕你生气。”
她低头笑了笑，忽然安静下来。
“其实那天我也怕。”
我坐到她身边。
她说：“我怕你觉得我是随便的姑娘。可我更怕，你就那样装傻过去。李建平，我这辈子做过最大胆的事，就是在荔枝树下让你负责。”
我握住她的手。
“那是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
她抬眼看我：“庆幸什么？”
“庆幸你比我勇敢。”
她眼眶微湿，却笑着骂我：“笨人也会说好听话了。”
婚后的日子并不轻松。
我还在外面的修配厂跑，苏玉禾留在县里上班。我们租了一间小屋，屋顶下雨会漏，墙角常年潮。她用碎布做了帘子，把屋子收拾得像样。
后来厂里更不景气，她也被轮休。
那一阵，我们两个人手里都紧。
有天晚上，我回家，看见她在灯下缝布袋。桌上放着厚厚一沓裁好的布片，她眼睛熬得发红。
我问：“谁家的活？”
她说：“供销社那边接的，缝一个两分钱。反正晚上闲着也是闲着。”
我把布片拿开：“别缝了。”
她抬头：“不缝拿什么交房租？”
我说：“我多跑几趟。”
她瞪我：“你当自己是铁打的？”
我也急：“那你当自己是铁打的？”
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吵架，就吵在那张旧桌旁。
她说我什么都想自己扛。
我说她也一样。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窗外又起风，吹得门缝呜呜响。
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李建平，你是不是忘了后山那棵树下，我跟你说过什么？”
我愣住。
她说：“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负责到底，另一个人等着被照顾。你有你的力气，我也有我的力气。你不让我出力，我就像个被你供起来的泥人。”
我心里的火一下灭了。
我坐过去，把那些布片重新拿起来。
“那我陪你缝。”
她看了我一眼：“你会吗？”
“不会你教。”
她破涕为笑：“你这手缝出来，狗都嫌。”
我说：“嫌也得算两分钱。”
那一晚，我们并排坐着缝到半夜。
我扎了好几次手，她笑我笨，又给我找了顶针。那点钱不多，可我第一次明白，负责不是把苦全抢过来，而是把苦摊开，两个人一起咽。
后来，我们有了女儿。
苏玉禾怀她的时候，我还常在外头跑。她吐得厉害，却在信里只写“今天胃口还行”。还是她母亲告诉我，她瘦得裤腰都空了一圈。
我赶回去时，她正坐在床边织小袜子。
看见我，她第一句话不是想我，而是：“你怎么又请假？”
我坐到她身边，摸了摸她鼓起来的肚子，心里又愧又软。
“以后我少出去。”
她摇头：“活还得干。”
“可你……”
“我有妈照顾。”她说，“你别学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人。孩子要出生，奶粉、尿布、以后读书，哪样不要钱？”
我握住她的手：“那你别瞒我。”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小袜子，半天才说：“我不是想瞒你。我就是怕你心疼。”
“我心疼也该知道。”
她抬头看我，眼里慢慢蓄起泪。
“好。”
孩子出生那天，我赶回来了。
产房外的长椅又硬又冷，我坐立不安，手心全是汗。里面传来孩子哭声时，我腿一软，差点跪下。
护士抱出来，说母女平安。
我看着那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掉得自己都吓一跳。
苏玉禾被推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却还冲我笑。
“李建平。”她声音很轻，“这回你要负责两个了。”
我握住她的手，喉咙哽得发疼。
“我负责。”
她闭上眼，笑了。
孩子满月后，我辞了常年在外跑的活，在县里租了半间铺子，专修小机器。
钱少了，但能天天回家。
一开始很难。
铺子小，客人少，我坐在门口等活，等得心发慌。苏玉禾抱着孩子来陪我，孩子睡在竹篮里，她坐在柜台后面记账。
有人来修电机，她比我还会招呼。
“师傅，您放这儿，下午来拿。我们家建平手稳，不乱要价。”
我笑她：“你倒像老板。”
她说：“我本来就是老板娘。”
有一次，一个客人嫌贵，说外头比我们便宜一半。
我刚想降价，苏玉禾先开口：“便宜有便宜的修法，稳当有稳当的修法。您要是图便宜，可以去外头。要是想多用几年，就放这儿。”
客人看了她半天，最后把电机放下了。
我小声说：“你比我会做生意。”
她说：“你会修，我会说，正好。”
那几年，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撑起来的。
铺子从半间变成一间，又添了一台旧机床。苏玉禾白天带孩子，空了就来帮我记账。晚上孩子睡了，她还要算一天的收入，算得很细。
她总说：“钱不怕少，就怕糊涂。”
我总笑她：“你检验室出来的，什么都要称一称。”
她回我：“不称清楚，日子会短斤少两。”
女儿慢慢长大，会走路，会叫爸爸，会趴在柜台上看我拆机器。
有一次，她看见我手上的旧疤，问：“爸爸，这怎么来的？”
苏玉禾在旁边说：“这是你爸欠你妈的账。”
女儿眨着眼：“什么账？”
我赶紧咳了一声。
苏玉禾笑着看我：“你爸年轻时候，上山摘荔枝，欠了一阵风。”
女儿听不懂，拍着手说：“风也能欠啊？”
苏玉禾摸摸她的头：“能。有些风，一欠就是一辈子。”
我看着她，心里软得不像话。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
父母老了，孩子大了，铺子也渐渐稳了。我们没有突然发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转折。只是每一年荔枝熟的时候，苏玉禾都会买几斤回来。
她挑荔枝很认真。
一颗颗捏过去，红得发暗的不要，太青的不要，裂壳的不要。买回来洗干净，装在白瓷盘里，放到桌上。
我每次剥一颗递给她，她都要先问：“甜不甜？”
我说：“甜。”
她才接过去。
有一年，我笑她：“你怎么还跟检验员似的？”
她说：“那当然。要不是我当年检验得准，怎么把你挑回家？”
我说：“明明是风挑的。”
她把荔枝壳丢过来：“少把功劳给风。”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天上山摘荔枝，根本不是厂里随便分的组。
是她提前在登记本上，把我的名字写在了她旁边。
那是我们结婚二十年后的夏天。
女儿已经去外地工作，家里忽然空了许多。铺子交给徒弟看半天，我和苏玉禾回了厂后山。
罐头厂早停了，厂房换了用途，门口的铁牌也拆了。只有后山那片荔枝树还在，只是树少了些，路修宽了些。
我们沿着坡往上走。
苏玉禾走得慢了，膝盖不如年轻时利索。我伸手扶她，她嘴上嫌我啰嗦，手却没松开。
到了那棵老树下，我一下认出来。
树干比当年更粗，枝丫伸得很开。红荔枝挂在叶间，像小灯笼。
风从山坳里吹上来，带着熟果的甜味。
苏玉禾站在树下，忽然笑了。
“李建平，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就站这儿？”
我说：“记得。”
她抬头看树：“你当年就在那根枝上，傻得像只被晒蔫的猴。”
“有这么说自己男人的吗？”
“有。”她笑，“谁让你那时候真傻。”
我摘下一颗低处的荔枝，剥开递给她。
她吃了一口，眯起眼：“还是甜。”
风又吹了一阵。
她今天穿的是一条素色裙子，不是当年那条碎花裙。裙摆被风轻轻掀起一角，她低头按住，动作慢悠悠的，一点也不慌。
我看着她，忽然说：“玉禾，当年你真是因为裙子被吹起来，才让我负责的吗？”
她咬着荔枝，看了我一眼。
“你现在才问？”
“以前不敢。”
“现在敢了？”
“都负责二十年了，总能问问账怎么算的。”
她笑了很久。
笑完，她指着那棵树说：“我告诉你吧。当年我早就想跟你处对象了。登记本是我写的，跟你一组也是我安排的。我本来想等摘完荔枝，下山路上问你愿不愿意送我回家。”
我愣住。
“你安排的？”
“嗯。”
“那阵风呢？”
“风不是。”她耳根竟然还会红，“风是真意外。我也吓坏了。”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低头把荔枝核吐在手心，用纸包好。
“可那一刻，我看见你傻在树上，脸比我还红，我就突然不怕了。我想，这人不是坏人，也不是油嘴滑舌的人。他要是真心疼我，就会把我的话当回事。”
我说：“所以你说让我负责？”
她点头。
“半是害羞，半是赌气，还有半是喜欢。”
我笑：“这都三个半了。”
她也笑，笑着笑着，眼里有了水光。
“李建平，那时候我其实也怕。怕你说我不知羞，怕你转头跟别人说笑话，怕我一主动，就把自己看轻了。可我更怕错过你。”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不像年轻时那样细嫩，指节有些粗，掌心有茧。那些茧，有带孩子磨出来的，有缝布袋磨出来的，有帮我收拾铺子磨出来的。
我把她的手贴在掌心里。
“我也怕错过你。”我说。
她看着我：“后悔吗？”
“后悔。”
她眼睛一瞪。
我赶紧说：“后悔那天没早点从树上下来，先跟你说我喜欢你。害你一个姑娘先开口。”
她眼里的凶慢慢散了，变成笑。
“算你会说话。”
我说：“玉禾，这些年，我没让你少吃苦。”
她摇头：“谁过日子不吃苦？我不怕苦。我怕的是，苦的时候身边没人。”
我喉咙发紧。
她靠着树干，轻轻说：“那年我让你负责，其实不是要你背我一辈子。我只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把我放在心上。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负责，不是嘴上说一句，也不是结婚那天敬几杯酒，是我不舒服时你能看见，我逞强时你能拦住，你累得说不出话时我也能站到你旁边。”
山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啦响。
像二十年前那一阵风，又像这二十年来许多没说出口的话。
我说：“那我还完账了吗？”
她故意想了想。
“没有。”
我愣了：“还没完？”
她把吃剩的荔枝壳放进我手里，笑得像年轻时一样狡黠。
“你还得继续负责。负责陪我慢慢老，负责以后荔枝熟了还给我剥，负责我走不动山路时背我一段。”
我鼻子发酸，却笑着点头。
“行。这个账，我认。”
下山时，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跟1989年那天一样。
不同的是，那时候她按着裙摆，满脸羞恼，我抱着荔枝，手足无措。
现在她走几步就回头催我：“快点，别磨蹭。”
我说：“你慢点，小心脚下。”
她哼了一声：“我还没老到要你扶。”
话是这么说，过石阶时，她还是把手伸给了我。
我握住她的手，稳稳扶着。
山下有卖荔枝的小摊。她非要买两斤，说家里那盘吃完了。
摊主看我们挑得仔细，笑着问：“你们老两口很会挑啊。”
苏玉禾看了我一眼，说：“他当年就是摘荔枝把我骗到手的。”
我急了：“明明是你让我负责。”
摊主听不懂，只当我们说笑。
苏玉禾却笑得眼睛都弯了。
回家的路上，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动她鬓边几根白发。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时间真奇怪。
它能把碎花裙吹旧，把黑头发吹白，把罐头厂吹成旧记忆，把年轻人吹成老夫妻。可它吹不散那天荔枝树下的一句话。
你得负责。
这一负责，就是一顿靠窗的午饭，一块染过机油的手帕，一封封远方来的信，一间漏雨的小屋，一个孩子的哭声，一家小铺子的灯，还有年年夏天桌上的那盘荔枝。
晚上，苏玉禾把荔枝洗好，放在盘里。
我剥了一颗递给她。
她接过去，刚要吃，忽然问：“甜不甜？”
我说：“甜。”
她咬了一口，点点头：“是甜。”
我笑：“你都没问我这颗是哪里摘的。”
“哪里？”
“后山那阵风里摘的。”
她怔了一下，随即笑骂：“老不正经。”
可她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我伸手替她擦了一下。
她靠在椅背上，轻声说：“李建平，幸好那年风大。”
我握住她的手。
“幸好你要我负责。”
窗外又起风了。
不大，只轻轻吹动窗帘。
桌上的荔枝红得发亮，像1989年那个夏天，也像苏玉禾当年红透的脸。
我低头剥着荔枝，听她在旁边絮絮叨叨说家里的琐事，心里安稳得像一棵扎了根的树。
那一年，我跟女同事上山摘荔枝。
她的裙子被风吹起。
她竟要我负责。
我当时吓得说不出话。
后来才知道，有些责任不是负担，是命运递到手心里的福气。
而我这一生最愿意认的账，就是苏玉禾在荔枝树下，红着脸向我要的那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