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湖村民有多惨？幸存者回忆：日本兵砸开柴垛刺刀尖挑开她的围裙

永修县九合乡的丘陵褶皱里，淳湖村像块被岁月揉皱的灰布，铺展在松针与野莓之间。村头那口老井早已干涸，井沿的青苔却还留着几代人的掌纹。王代钦的搪瓷缸碎成三瓣，嵌在井壁裂缝里，像枚生锈的弹壳，至今仍在叩问着1939年的秋天。

农历八月十三，晒谷场上的稻垛还飘着阳光的味道。王代钦蹲在地窖口，正往瓦罐里码红薯干，忽听得远处传来铁皮卡车的轰鸣。三辆涂着黄漆的怪物碾过田埂，车斗里的日本兵晃着刺刀，刀刃上的麦秸还滴着邻村的露水。

“花姑娘！统统滚出来！”领头的军官留着仁丹胡，皮靴踩碎了场边的南瓜花。他腰间挂着个牛皮袋，里面装着不知从哪抢来的银镯子，走动时叮当作响。勺婶子躲在柴垛里筛板栗，竹筛子的缝隙漏下金黄的颗粒，像她即将破碎的命运。

两个日本兵用枪托砸开柴垛，刺刀尖挑开她的围裙。王代钦躲在粮仓的草堆里，透过墙缝看见勺婶子的蓝布衫被撕成碎片，石磙上的血迹渗进泥土，结成暗褐色的痂。后来他路过她家灶屋，那盏缺了口的煤油灯还挂在梁上，灯芯早已烧断，像根凝固的黑色惊叹号。

道士王经的遭遇更让人脊背发凉。他正跪在王家祠堂前做法事，黄表纸在火盆里蜷成黑蝶。日本兵冲进院子时，他举起桃木剑念咒，却被一扁担抽在头上。那扁担是新打的，两头包着铁尖，本是用来挑公粮的，此刻却成了凶器。王代钦去收尸时，发现罗盘的铜针还指着北方，而道士的瞳孔里映着半片破碎的天空。

腊月二十三，本该是祭灶王、盼团圆的日子。十五岁的王海军躲在神龛后，手里攥着块祭灶糖。他听见木门吱呀响动，慌忙往供桌下缩，却忘了屁股还撅在外面。“砰！”子弹穿过三指宽的门缝，在他右臀炸开个血洞。

王代钦跟着大人冲进屋时，看见孩子趴在地上，棉裤浸透了血。那血在零下的气温里很快结冰，把裤腿和地砖粘在一起。“他手里还攥着糖呢，”老人后来常念叨，“糖块上都是牙印，怕是疼得咬的。”那扇带弹孔的木门被拆下来当柴烧了，可村里人路过废墟时，总觉得门后还藏着个发抖的身影。

那晚的大火是地狱的序幕。日本兵分成三组，每组扛着汽油桶，见房就泼，见人就杀。王万峰家的老宅有百年历史，雕梁画栋在火中劈啪作响，八仙过海的木雕蜷缩成黑炭，仿佛在躲避漫天的火星。大老先生家的粮仓被点着时，三千斤稻谷同时爆响，声音传出去十里地，像远处的闷雷。

王代钦跟着救火的人群跑向村北，却看见王万龙家的屋顶在火海里沉浮。烧化的瓦片如雨点般落下，其中一片擦过他的脸颊，在左颧骨留下永远的疤。全村117间房舍，最后只剩他家那间土坯屋，墙上的冰凌是救火时泼的水结成的，在火光中泛着冷冽的光。

腊月廿八，村口的老樟树成了刑场。二十多个青壮年被铁丝穿着手掌，押到晒谷场。王代昌的独子王铁蛋梗着脖子不肯跪，日本军官抽出军刀，“唰”地削掉他半边耳朵。血珠溅在冻土上，瞬间凝成小红豆，滚进石缝里再没出来。

“新兵们，看好了！”中队长挥刀指向落日，刀光映着他嘴角的饭粒。几个十七八岁的日本新兵端着刺刀上前，其中一个闭着眼刺向货郎老张的喉咙。刺刀扎偏了，先捅穿肩膀，再慢慢往下滑，老张的惨叫声被寒风吹得支离破碎，像断了线的风筝。

王代钦躲在祠堂废墟里，从瓦砾缝中看见这一切。他数着地上的尸体，一共七具，其中一具是外乡来的货郎，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卖出去的花布。日本兵离开时，在老樟树上贴了张告示，墨迹未干的“武运长久”四个字被鲜血洇开，像朵正在凋谢的恶之花。

1980年修村志时，王代钦成了主要口述人。他翻出压在箱底的铁皮盒，里面装着半块瓦当、三颗子弹头，还有一缕烧焦的头发。“这是勺婶子的，”他摩挲着那缕头发，“那天她拼命抓日本兵的脸，指甲里都是血和肉。”

2006年春，史志办的年轻人来看他。老人已经说不出话，却坚持要起床，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张泛黄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1939年腊月廿八，晴。晒谷场有21个脚印，其中5个是光着脚的。”年轻人问那是谁的脚印，老人眼角滑下泪来，在皱纹里积成小水洼。

如今的淳湖村，晒谷场变成了文化广场，老樟树桩上立着块石碑，刻着“侵华日军暴行遗址”。王代钦的孙子王建国在县城开了家米粉店，招牌上写着“淳湖王家手工米粉”，碗底总爱卧个溏心蛋，像极了当年晒谷场上的血珠。

“我爷说，这米粉要做得筋道，才配得上那些硬骨头。”王建国常对客人说。店里的墙上挂着老照片，其中一张是1946年拍的，画面中央是王代钦和几个老人，他们身后是焦黑的废墟，胸前别着用野菊花扎的花束。

每年清明，都会有中学生来村里扫墓。他们站在老井台前，听王建国讲那搪瓷缸的故事。缸底的豁口像张永远合不上的嘴，诉说着一个村庄的疼痛。风穿过丘陵时，井壁的碎瓷片会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是无数个声音在说：记住，记住。

暮色漫过晒谷场时，石缝里的炭化稻谷会微微发烫。那是被战火淬炼过的种子，永远不会在时光里腐烂。就像村口那棵新栽的樟树，虽然树干还细，但根系已经深深扎进土地，汲取着苦难的养分，生长出永不弯曲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