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185男乘客抬行李、强制要求穿短裙丝袜”

7月7日，春秋航空说女乘务员可以穿平底鞋上班了。去年，湖南航空和吉祥航空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这被看作是一个开始，但远远不够。

为什么空乘自己不说话？

“如果女性空乘不想穿高跟鞋、不想给乘客放行李，为什么过去那么久，她们自己不发声、不拒绝？”这是一个常见的疑问。答案藏在她们的工作环境里。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提到，航空公司招聘时有外貌偏好：国航喜欢鹅蛋脸，南航喜欢圆脸，海航喜欢大脸盘，因为“老总信佛，终面时候要有大师来看”。

当一个人的脸型和微笑都被规定，她们不会想到去质疑身上的衣服。从培训时，短裙和高跟鞋就被当作工作的一部分，即便这不代表专业。

航空公司很清楚这些服装的风险。安全培训时，女乘务员被要求逃生时先脱掉丝袜，因为“丝袜的材质易燃，在逃生时非常容易起火”。前国航空乘胡凡也问，如果短裙方便，为什么安全培训时不穿？培训时，男女空乘都穿一身能护住全身的连体服。

穿着高跟鞋走登机梯是一项危险活动。卢杨在一家大航司工作，公司发的高跟鞋有7cm高。她听说有同事没踩稳，从梯子上摔了下去。空乘走的梯子比乘客的更陡，还是“镂空的，密密麻麻布满小洞”。幸好鞋跟是粗的，不然更容易卡住。

那趟航班最后“减员”飞行，摔伤的女孩被送去医院。

空乘的制服功能似乎是“观赏”。美国西南航空曾用“性感才最卖座”作口号。卢杨说，每次在机舱门口迎接客人，总会遇到一些中年男性，“他们会很缓慢地，从头到脚打量她一遍”。服装的要求让这种打量变得更容易，几乎所有航司都规定裙子“长度不能超过膝盖”。一位专家说，这么做是为了“调剂顾客因对航空安全的顾虑而引发的焦躁不安等情绪”。

接着就是不恰当的身体接触。有客人让她拿毛毯时，伸手拍她的屁股。卢杨不敢怎么样，她怕被投诉服务态度不好。还有乘客故意把手机掉在地上，“偷拍过路空乘的裙底”。卢杨和同事开玩笑说，“以后空乘应该一人身上带一个执法记录仪”。

骚扰不只是身体上的。男乘客反复要联系方式，卢杨只能用“我结婚了”或者“我有孩子了”来结束。她们用“母亲或者妻子”的身份作挡箭牌。

空乘没有帮旅客放行李的义务。民航局《客舱运行管理》规定，除了老弱病残，旅客要自己放行李。但“规定只给空乘看，又不给乘客看”。卢杨帮一个旅客放包，问了“是否有易碎物品”，对方说没有。下飞机后，旅客说眼镜碎了要求赔偿。

脱口秀演员嘻哈讲过，有男乘客要空姐帮忙放行李，空姐搬不动，对方也不搭把手。她看不下去，上去把箱子推进去了。这件事还上了热搜，叫“女乘客见义勇为替空姐解围”。卢杨担心，如果换上裤子，会不会“更多人让你搬怎么办？”

被投诉是空乘最怕的事，所以她们很小心。旅客投诉的渠道很多，打电话、用小程序都可以，不需要证据。一个投诉如果有效，空乘就要被谈话、扣钱，甚至停飞。飞机上没有监控，所以只要没影响飞行安全，没人敢说旅客错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永远是道歉。

天气不好航班延误，卢杨道歉；小孩哭闹乘客投诉，卢杨道歉；飞机颠簸阻止旅客用卫生间被大骂，卢杨也要道歉。乘务长告诉她，“干这份职业就没有对错”。

这种服务要求还在增加。航空公司为了吸引顾客，推出“生日送蛋糕、节日送花”等服务。这些压力都落到了空乘身上。航司一边降低餐食标准、增加收费项目，一边用空乘的“软服务”来弥补这些不足。管理层还会派人装作乘客，秘密监督空乘的“微笑到不到位”。

一位空乘对媒体说，这份工作最不人道的地方是，乘客对她们说的“早上好”经常没有回应。她们和乘客一样，也只是普通人。

空乘的收入并没有变多。2004年月薪就过万了，到2024年，这个数字没怎么变。疫情时航班少，有的空乘一个月只拿一两千块。“空乘转行好利来”成了她们想逃离这个行业的写照。工作量却在增加，一个空乘每月可能要飞90到100小时，这还只是在天上的时间。

于是，有网友开始写意见卡，要求“取消强制要求女性空乘穿高跟鞋”。这件事在社交媒体上被很多人效仿，“不仅写，还要每次坐飞机都写”。这份努力带来了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