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案件的审判，已成为巨大历史变革毫不起眼的注脚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一场改变美国的大火

三角衬裙工厂案与劳工立法变革

付杰 | 文

2025年1月7日，美国加州南部山区爆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异常凶猛，至今已造成27人死亡，数万人流离失所。有报道称，这场大火是洛杉矶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火灾，甚至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火灾——因火灾发生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大量财产被火海吞噬，造成了25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而在114年前的纽约，同样爆发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不仅吞噬了146人的生命，还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在劳工立法方面，极大地改善了劳工的工作环境，提升了劳工权益的保障程度。而案件的审判，已成为这一巨大历史变革毫不起眼的注脚，被人所忘却。本文则试图重新审视三角衬裙工厂案，并讲述案件审判的大概过程，不仅是为了呈现美国司法制度的运行方式与底层逻辑，更是重组这一事件的来龙与去脉，将其完整地还原出来。

本文首发于《世界博览》杂志 2025年第4期

PART 1

“火！”

1911年3月25日，一个春风和煦、日光明媚的下午。三角衬裙工厂的工人们忙碌了一天后，正怀着愉悦的心情排队领取工资，准备享受一个美好的周末。4时45分左右，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火！”起初还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恶作剧，或者同之前一样，是一撮可被迅速扑灭的小火苗。然而，大火迅速蔓延，很快将工厂吞没，146名工人或被火烧死、或跳楼摔死，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在纽约历史上，这场火灾造成的死亡人数仅次于90年后的“9·11事件”（如果“911”也被视为一场火灾的话），因而伤亡程度迅即震惊了美国。如果说一场火灾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但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三角衬裙工厂火灾也是如此，146条生命的背后，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淡漠的防火意识，而这一切，要从这家工厂的两位工厂主马克斯·布兰克和埃塞克·哈里斯说起。

马克斯·布兰克、埃塞克·哈里斯与三角工厂的雇工们合照

马克斯·布兰克、埃塞克·哈里斯于19世纪60年代来到美国，均是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其时俄国正爆发持续的排犹潮，而美国正处于第一波移民高潮的尾声，两人的选择可以说是两股潮流汇合的结果。到达美国后，他们跟很多犹太人一样，进入了冉冉上升的制衣业，在条件恶劣、工作艰苦的制衣厂辛勤做工。布兰克不甘于受人剥削，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制衣厂，后命名为“三角衬裙工厂”（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生产当时十分流行的衬衫连衣裙。他富有商业头脑，善于经营企业，工厂规模越来越大，效益越来越好。1895年，哈里斯也加入了进来，与布兰克合伙经营这家愈加壮大的企业。两人在工厂工作时备受剥削，但他们翻身成为“资本家”后，并没有将其所经受的苦难共情到悲惨的工人身上，还是奉行压榨与剥削的老一套，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们的剩余价值。

到了1911年，三角衬裙工厂已经从刚开始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了纽约最大的女装制造厂，布兰克和哈里斯赚得盆满钵满，财富数量和社会地位也大大跃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衬裙大王”。此时工厂的地址已经搬到了阿什大楼，这座10层大厦位于华盛顿街和格林街交汇处西北角，他们租下了其中的八层至十层，八层和九层用于生产，十层主要用于办公，兼作库房、展示室等，布兰克和哈里斯即位于这一层。

工厂大概有500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为女性移民，其中东欧犹太裔大约占了60%，剩下的大多为意大利裔移民。她们或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是为了解决衣食之忧，纷纷移民美国，居住在下层社区，靠出卖劳力为生。尽管日子艰辛，总归好过充满贫穷或压迫的故国，她们很多人也相信，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生活一定会逐渐好起来的，耀眼迷人的美国梦不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这些工人近一半在八层工作，另一半在九层工作，两层都被缝纫机、剪裁台及其他原材料所占据，十分拥挤。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新式工厂逐渐取代了之前的小作坊，其优势就在于可以提高楼层，节省空间，单位面积内容纳更多的工人。但无论空间大小、楼层高低，两者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剥肤椎髓的血汗工厂。

狭小简陋的出租房也变成了工厂

血汗工厂（sweatshop）一词最初于1867年提出之时，就是用来形容美国制衣行业中的种种盘剥行为。之所以有“血汗”之谓，不仅在于厂内杂乱、拥挤、噪音大、空气流通差，更在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工资水平低，收入与劳动完全不成比例。进一步讲，当时美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技术不断革新，经济繁荣发展，工厂遍地开花，源源不断的移民又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美国既是蒸蒸日上的“世界工厂”，也是当之无愧的“事故共和国”。工业野蛮发展，血汗工厂众多，正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揭橥的残酷景象，工人们沦为了一个个丧失自主性与能动性的螺丝钉，辛勤劳动，片刻不停，却仅能果腹。恶劣的劳动环境滋生了无数的工厂事故，工人们不仅得不到完善的保障和妥善的赔偿，还会因此被扫地出门。

而对于三角衬裙工厂而言，厂内堆积了大量布料，稍有一些火星，极易引发火灾；而如果工厂意识淡薄、疏于防范的话，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这时工人们就不是被剥削血汗那么简单了，她们的生命甚至还会被剥夺。可怕的是，这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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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逃生

根据消防部门的调查，大火始于八楼废料箱里的火柴或烟头。由于靠近成吨的边角料，星星之火很快成为燎原之势，工人们乱成一团，喊叫不停，纷纷寻找逃生出口。当天八楼大概有180人上班，但逃生通道只有华盛顿街一侧的两部客运电梯和楼梯、格林街一侧的一部货运电梯和楼梯、一个室外消防梯。有的工人还保持着冷静，找寻最近的出口，有的则失去了理智，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跟随着其他人盲目前行。

火灾初发之时，八楼还有时间往下层逃生，九楼就没那么幸运了。大火很快烧到了九楼，八楼已经一片火海，向下的通道就没那么顺畅了。工人们只好往上层跑去，这时十楼的管理层也知道了火情。有人挤进了电梯，顺利逃生（这要感谢两位十分勇敢的电梯操作员，在火势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至少150人的性命，大概是生还者一半的数量），其他人只好继续天台跑去。相比于手足无措的布兰克，哈里斯此时至少展现出了一些担当和勇气，他临危不乱，指挥、引导众人往天台逃生。阿什大楼的旁边就是纽约大学的教学楼，尽管两楼高度不等，但纽约大学的师生利用油漆工剩下的梯子搭建了一条生命通道，成功地解救了这些人。而没有跑向天台的那些人，除了有些凭着机智、勇敢、敏捷甚至是野蛮、“损人利己”逃出生天，剩下的要么被烟雾熏死、被火烧死，要么跳下电梯井或者跳楼摔死。楼上是成堆的被烧焦的尸体，楼下则是血流成河的场面，现场惨绝人寰，简直是一幅悚人的人间地狱景象。

其实，火灾发生后，消防员很快就赶到了。但由于火势过于凶猛，当时的消防技术和手段也没那么发达，虽然半小时后就控制住了火情，但人员伤亡已经造成，最终有146人死亡，其中53人被烧死、54人跳楼摔死、20人掉落消防梯摔死、19人跳下电梯井摔死。在这146人中，123人是女性，最小的才14岁。 这场火灾无疑是一场严重的灾难，而火灾后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反应又是一场让人惊愤的“灾难”。

伤亡如此巨大，这场火灾自然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追责问责的声音也随之而来。劳动部特派员将责任推给市建筑局，市建筑局又说是市消防局的问题，阿什大厦的所有者也声称自己的大厦符合各项要求。纽约市长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拒绝前往火灾现场视察情况。

当不堪一击的防火逃生通道坍塌时，约20名工人因此送命

其实，在之前的消防检查中，阿什大楼已被指出存在不少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这固然与大厦所有者和工厂主的意识淡薄有关，但火灾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更直接的原因是三角衬裙工厂的“私心”。八楼和九楼的两侧楼梯非常狭窄，仅容一人通过，这是工厂主为了防止员工偷窃故意设计成这个样子，以便对员工一一搜身检查。而且，楼梯口的门是向内开的，一旦发生火灾，众人拥挤在门口，就无法推门而出，而在一片慌乱的情况下想要拉开门显然难上加难。

死亡陷阱：大火将工人们逼到了第九层这个角落，这些工人成了被烧死的最后一批。工作台仍然立着，左侧两块玻璃窗及窗框都不见了，那是被无路可退的遇难者们推挤掉的。

即便如此，为了降低检查成本，华盛顿街一侧的楼梯门还被锁上了，这样员工只能走格林街一侧的楼梯。前有出口而无法打开，后有猛火而无法倒退，可以想见当时工人们是多么地绝望。事实上，九楼的工人没有一个从这道门逃生。而在两年前，一位防火专家曾指出这道紧闭的楼梯门存在安全隐患，但布兰克和哈里斯并未当回事。这道楼梯门，也成了两人被起诉的原因。

PART 3

审判

鉴于三角衬裙工厂事件的严重后果和轰动程度，火灾发生不久，检方即展开了调查，突破口就是华盛顿街一侧那道紧闭的楼梯门。经过一番搜寻，检方在楼梯口附近找到了一块焦黑的门板残片，门闩正附在上面。根据法律规定，工作时间无论是工厂内的门还是通往工厂的门均不能上锁，三角衬裙工厂显然违反了这项规定，而且检方还认为这是两位工厂主故意为之。4月中旬，布兰克和哈里斯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由于死亡人数多少对定罪影响不大，为了更有说服力，检方最终决定只援引玛格丽特·施华茨这个例子，因为他们可以很容易证明上锁的楼梯门直接导致了这位女工的死亡。

马克斯·斯沃德 律师

为了帮助自己脱罪，布兰克和哈里斯聘请马克斯·斯沃德为辩护律师。和两位工厂主一样，斯沃德也是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但和绝大部分移民不同，他依靠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从底层一步步攀爬奋斗，逐渐成为了一位声名在外的大律师，甚至有法学家称其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庭辩律师”。两位工厂主正是看重了他卓越的法律才能和出色的辩护技巧，才不惜重金延聘其为辩护人。在这桩案件中，他的对手（也就是检方律师）是实力同样强大的查尔斯·博斯特韦克，他曾任教于纽约大学法学院，还担任过众议员，对法律理论与实务都十分精通。

1911年12月4日，案件正式开庭审理，托马斯·C.T.科雷恩法官主持审判。控辩双方辩论的关键，在于玛格丽特·施华茨的死亡是归因于两位工厂主的个人过失，还是凶猛的火灾本身。为了证明布兰克和哈里斯存在严重过失，博斯特韦克传唤了大量证人，包括参与灭火的消防员、三角衬裙工厂的工人以及与施华茨一起逃生的生还者，生动逼真地还原了火灾发生时的混乱现场，试图证明八楼和九楼的楼梯门都是锁着的；而八楼之所以死亡人数很少，就在于它被打开了，九楼则一直没被打开。而且，为了打动陪审团，博斯特韦克使用了辩论技巧，极力渲染火灾的惨烈和工人的无助。

面对检方的指控，斯沃德不慌不忙，观衅伺隙，展现了其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他深知，刑事审判必须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因此他的目的并非追求真相的还原（这几乎不可能做到），而是动摇检方指控的真实性，让陪审团动摇和怀疑即可。针对九楼楼梯门被上锁这一指控，他抓住控方证人证词中的漏洞，指出真正陷工人们于死地的并非上锁的楼梯门，而是蔓延的大火。也即，大火已经吞没了楼梯门外的走廊，即使门被打开也无济于事。

当控方拿出那块附着门闩的门板残片时，斯沃德见招拆招，他援引了媒体的报道，强调之前很多人已经找过，但都没有找到，为何检方后来却轻易就找到了，旨在说明这把门闩不一定是九楼楼梯门的那把。然后他又以退为进，指出就算是九楼楼梯门上的那把，但依现有的状态又怎能证明3月25日它是锁着的还是开着的。他还推出了己方多位证人，有一位证人证明火灾发生时门上挂着钥匙，并没有上锁；更多的证人声称多次进出这道门，说明它是经常开着的。博斯特韦克只好改变策略，强调这道门总是在下班时锁上，以便检查员工是否偷窃，但这又与控方证人的证词存在矛盾，因为他们说从没见过有人出入过这道门。楼梯门是否上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方的胜负，因此他们竭尽所能，在一把小小的锁上大做文章，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较量。尽管互有输赢，但总体上来看，陪审团还是有所犹疑，这也为案件的结果埋下了伏笔。

12月27日，经过漫长的拉锯战，案件终于审理完毕，接下来需要陪审团表决被告是否有罪。十二位陪审员给出了8票无罪、2票有罪、2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没有达成一致。面对这个僵局，科雷恩法官给出了指引，除了再次强调法律规定外，又指出楼梯门不仅要锁着，还需要被告对此知情。

科雷恩法官的指引明显偏向被告，因为主观意图是很难证明的，而“无犯意则无犯人”。据考证，这是受到了个人经验和偏见的左右：1905年科雷恩法官担任纽约市房管局主席时，曾为一桩严重的火灾事件所牵连，不得不选择辞职，政治前途大受影响。经历了多轮投票，果然，在第四轮中十二位陪审员一致表决被告无罪。

PART 4

变革

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变革有时就是靠无辜者的生命换来的，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残酷事实。146条鲜活的生命，虽然没有换来两位工厂主的罪与罚，却在更大意义上促进了劳工权益的保障。在接二连三的事故后，三角衬裙工厂的这场大火（更准确地说是146条生命的失去）点燃了民众的滔天怒火，强大的民意终于激活了变革的按钮，“它不只是恐怖的半小时，它还是一连串连锁事件的关键点——这一连串事件最终迫使纽约的政治机器开启了实质性的改革，并从纽约带动了全美的改革”，而领导这场变革的，是两位年轻有为的政治家罗伯特·F.瓦格纳和阿尔弗雷德·史密斯。

这场火灾令纽约人陷入悲愤交加之中。在为未能被辨别身份的死难者送葬时，数以万计的民众簇拥在道路两旁。

火灾发生三个月后，纽约市当局成立了工厂调查委员会，并赋予其强大的权力，可对工厂火灾隐患和工作环境等进行广泛的调查。委员会由九人组成，瓦格纳担任主席，史密斯担任副主席，在两人的推动下，纽约市进入了劳工立法的新时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先后有几十项立法通过，极大推动了消防制度的改革、工作环境的改善和劳工权益的保障，也对资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彻底改变了纽约市劳工法规的样貌。由于纽约市是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州当时为美国最大的州，其立法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促进了整个国家劳工立法的前行。

我们也可以将三角衬裙工厂案置于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之下。20世纪前20年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时代。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重塑了美国社会的形态，如争取女性选举权、市政改革、反托拉斯运动、社会正义运动、慈善事业、肖托夸运动等。劳工权益保障是社会正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则体现在保护工人、穷人、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

可以说，三角衬裙工厂大火所引发的变革，既是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个意义上，三角衬裙工厂的这场火灾无愧于改变美国的一场大火。据说，在阿什大楼的原址上，后人树立了一块纪念铜牌，以永远铭记这一重大灾害及其历史价值，铜牌上有这样一段话：“她们的死换来了社会责任和劳工立法的新概念，正是这种新概念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工作条件最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