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我帮女厂长修办公桌，她弯腰时裙子开了线，她要我负责

我的天，活久见了！人这一辈子，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碰上什么邪门的事。就拿我来说，一个本本分分的钳工，靠手艺吃饭，从来不招灾不惹祸。可就在1999年那个夏天，我的人生因为一条裂开的裙子缝，彻底拐了个大弯。

那天，我们新来的女厂长，那个高高在上、漂亮得跟画报上明星似的苏婉清，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我帮她修好了吱吱呀呀响的办公桌，心里还挺美，觉得露了脸。可她弯腰检查桌子稳不稳的时候，只听“刺啦”一声轻响，她那身价值不菲的连衣裙，后腰的位置，不偏不倚，就在我眼前开了线。空气瞬间就凝固了，我尴尬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她缓缓直起身，脸上没什么表情，转过来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雷建军，这事，你得对我负责。”

我当时就蒙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像炸了个响雷。负责？我怎么负责？赔她一条裙子？还是……我一个穷小子，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块，拿什么负责？更要命的是她看我的眼神，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羞恼，反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甸甸的东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后来无数次地想，如果那天我吓得掉头就跑，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而这一切，都要从我这个八级钳工，被破格喊去厂长办公室修桌子那天说起。

01

我叫雷建军，1999年的时候，二十六岁，是我们红星纺织厂里技术最好的钳工。那时候国企改革的浪潮正一波波地拍过来，我们这种老厂子，半死不活的，人心惶惶。大家伙儿上班就是混日子，下班就凑一堆打牌喝酒，骂骂咧咧，好像厂子明天就要倒闭。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爹就是老钳工，他跟我说，手艺人，到什么时候都饿不死。所以我从不偷懒，车间里那些没人愿碰的“老大难”机器，都是我一点点给盘活的。工友们都笑我傻，说厂子都快黄了，你还卖那么大力气给谁看？我也不跟他们争，埋头干我的活，心里就一个念想：攒钱，回老家盖房子，娶我那个等了我三年的对象小芳。

那天下午，天气闷得像个蒸笼，车间里全是汗味儿和机油味儿。我正满头大汗地调试一台旧车床，车间主任老马一路小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喊：“建军！快！别弄了！苏厂长让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整个车间瞬间就安静了，几十双眼睛“刷”地一下全盯在我身上，那眼神里有惊讶，有嫉妒，还有点幸灾乐祸。我的天，苏厂长，那可是个传奇人物。听说她是从市里纺织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才三十出头，人长得漂亮，说话做事又利索，半年前空降到我们厂当一把手。平时我们这些一线工人，哪有机会见她一面？她叫我干嘛？我心里直打鼓，脑子里把最近干的活全过了一遍，没出什么岔子啊。

老马压低声音，一脸神秘地拍拍我肩膀：“好事儿！厂长办公室那张红木大班台的桌腿儿松了，总务科那帮人弄不好，厂长点名让你去！”

我这才松了口气。修东西是我的本行，这活儿简单。我擦了擦手上的油，跟着老马往办公楼走。一路上，老马还絮絮叨叨地嘱咐：“建军啊，机灵点儿！这可是个好机会，在厂长面前露个脸，以后说不定有你的好处！你看那总务科的王志强，不就是会来事儿，现在都当上副厂长了？”

我嘴上“嗯嗯”地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我一个钳工，靠的是手里那把锉刀和扳手，不是靠嘴皮子。

厂长办公室在三楼最里头，又大又亮堂，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一进去就感觉跟我们那油腻腻的车间是两个世界。苏婉清就坐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正在看文件。她见我进来，抬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淡淡的，但很客气：“是雷建军同志吧？辛苦你了。”

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赶紧说：“不辛苦，厂长，我看看。”

我绕到桌子后面，蹲下来检查。果然是一条桌腿的卯榫结构松了，这毛病好治。我从随身带的工具包里拿出锤子、木楔和胶水，三下五除二就开始忙活。苏婉清也没走开，就站在我旁边看着，偶尔问一两句：“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松？”“这样修能管多久？”

我一边干活一边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这桌子木料好，就是当年做工的时候有个细节没处理到位，我这么一弄，保它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她听了，点点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赞许。

大概十几分钟，活儿就干完了。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说：“厂长，好了，您试试。”

就是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苏婉清走过来，俯下身子，双手按在桌面上用力摇了摇，想试试稳不稳。她这一弯腰，连衣裙的布料绷紧了。我正想提醒她小心别碰着刚涂的胶水，就听到“刺啦”一声，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后腰那个位置的裙子接缝处，裂开了一道大概五六厘米长的口子。虽然里面还有一层衬裙，什么也看不见，但我整个人瞬间就石化了，脸“腾”地一下烧到了耳根。

这叫什么事儿啊！

苏婉清也察觉到了，她猛地直起身，下意识地伸手去摸身后。当她摸到那道裂口时，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从刚才的轻松和谐，降到了冰点。我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道歉？还是装没看见？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苏婉清缓缓转过身，脸上看不出喜怒。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雷建军，这事，你得对我负责。”

02

“负……负责？”我舌头都大了，结结巴巴地问，“厂长，我……我赔您一条新的？不，我赔您两条！”

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块，她那身裙子一看料子和做工，就知道价格不菲，估计得花掉我小半年的积蓄。但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不然传出去，我“耍流氓把厂长裙子看裂了”的名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苏婉清却摇了摇头，嘴角甚至还向上牵动了一下，但那绝对不是笑。她说：“我不要你赔。你先回车间去，好好想想，该怎么负责。想好了，再来找我。”

说完，她就下了逐客令。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办公室，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这叫什么事儿？不要我赔钱，却要我想怎么负责？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说“你自个儿看着办”吗？这是要往死里整我啊！

回到车间，工友们立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我哪有心情跟他们说，随便找了个借口就躲到角落里，心里翻江倒海。那一下午，我手里的活儿干得一塌糊涂，好几次差点把零件给锉废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在巨大的煎熬里。苏厂长再也没找过我，好像那天的事根本没发生过。可我心里那块石头却越悬越高。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半夜醒来，眼前就是苏婉清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和那句“你得对我负责”。我甚至想过，要不我辞职不干了，回老家去，天高皇帝远，她还能追到我老家去不成？可我又舍不得这份工作，舍不得我那八级钳工的身份。

就在我快被逼疯的时候，厂里开始有些风言风语传了出来。先是有人说，厂子马上要被一家南方的私企收购了，收购价低得离谱，跟白送没什么两样。然后又有人说，这事儿是副厂长王志强在背后牵的线，他跟那家私企老板是亲戚，事成之后，他就是新厂的一把手。

这些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厂里人心惶惶。好多老师傅都唉声叹气，说这厂子要是落到王志强那种人手里，我们这些老家伙，第一个就得被清退。王志强这个人，我有点印象，四十多岁，油头粉面，平时走路都带风，对上点头哈腰，对下颐指气使，最擅长的就是拉帮结派，搞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

我听着这些，心里突然“咯噔”一下，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苏厂长那天的反常，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她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厂长，被市里派下来，肯定是想干出点成绩的。可现在厂子要被贱卖，她这个一把手肯定压力最大。她是不是被王志强那帮人给架空了？

这个想法一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我开始留心观察。我发现，苏婉清那几天脸色特别差，好几次在厂区里碰到她，都是眉头紧锁，行色匆匆。而王志强那边，则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经常跟几个科室的头头脑脑聚在小食堂里喝酒，声音大得半个厂区都能听见。

有一次我晚上加班，走过办公楼，看到只有三楼厂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鬼使神差地在楼下站了很久。夜深人静，那点灯光显得特别孤独。我突然觉得，她一个女人，在这么个烂摊子里，一定很难吧。

联想到那天她对我说的那句话，我心里那个结，好像慢慢地松动了一点。她是不是……在用那种奇怪的方式，向我求救？或者说，是在考验我？她点名让我去修桌子，是不是早就注意到我这个不拉帮结派、只埋头干活的“傻小子”了？

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她一个厂长，不可能因为一条裙子就跟我一个工人过不去。那句话背后，一定有更深的东西。她说的“负责”，可能不是对那条裙子负责，而是……对别的事情负责？

这个猜测让我既害怕又有点莫名的兴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该怎么办？装傻充愣，还是……

03

又过了两天，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在下班后，敲响了厂长办公室的门。

开门的还是苏婉清，她看到我，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进来吧。”

办公室里没有开大灯，只亮着一盏台灯，光线昏黄。她给我倒了杯水，说：“想好了？”

我紧张得手里的搪瓷杯都在抖，我深吸一口气，说：“厂长，我想好了。那条裙子，我赔不起。但我这身力气，我这手艺，还能值几个钱。您要是信得过我，有什么活儿，您尽管吩咐。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我雷建军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我爹养的！”

我说完这番话，自己都觉得有点愣头青。这哪是去“负责”的，这简直就像是去拜码头的。

苏婉清静静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她眼眶突然有点红了，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她说：“雷建军，我没看错你。”

那天晚上，她跟我聊了很久。她告诉我的事，比我听到的那些风言风语，要严重得多。

原来，王志强勾结的那家南方企业，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目的就是利用政策漏洞，以极低的价格把我们厂的地皮和设备弄到手，然后再转手倒卖，大捞一笔。而王志强，不仅能从中分到巨额的好处，还能把厂子搞垮的黑锅，顺理成章地甩给苏婉清这个“不懂经营”的年轻女厂长。

厂里从中层干部到供销科，几乎都被王志强给买通了。他们做假账，虚报库存，把厂子最值钱的一批进口设备说成是已经报废的废铁，把仓库里最好的棉纱偷出去卖掉，换成劣质品充数。苏婉清虽然是厂长，但却像个瞎子、聋子，被彻底架空了。她向市里反映过，但王志强关系网很深，每次都能把事情压下去。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苏婉清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无助，“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观察你很久了，建军。你是全厂技术最好的工人，但从不张扬。你不参与任何小团体，每天只知道干活。他们都笑你傻，但我知道，你不是傻，你只是有自己的原则。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

我这才明白，那天修桌子，真的是她对我的一个试探。而那句“你得对我负责”，更像是一道谜语。她想看看，我面对一个厂长的“无理要求”，是会吓得屁滚尿流，还是会到处乱说败坏她名声，又或者，能看到事情背后不寻常的地方。

“我赌了一把，”她说，“我赌你是个有担当、有血性的男人。我需要的‘负责’，不是对我个人负责，而是让你和我一起，对这个养活了我们几千工人的厂子负责！建军，你敢不敢？”

那一刻，我心里的所有恐惧和疑虑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热血。我一个大男人，还能怕一个油头粉面的王志强？我爹，我爷爷，都在这个厂干了一辈子，这里就是我的家！现在有人要拆我的家，我能眼睁睁看着吗？

我把搪瓷杯重重地放在桌上，站起来，说：“厂长，您说吧，要我怎么干！”

04

从那天起，我成了苏婉清的“秘密武器”。

我们的计划很简单，也很危险：我要利用我一线工人的身份，搜集王志强他们贪腐的证据。

苏婉清给了我一个老式的海鸥牌相机，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玩意儿。我白天依旧在车间干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的眼睛和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捕捉着厂里每一个不正常的细节。

王志强那伙人，做事越来越猖狂。他们以为苏婉清这个女厂长已经被彻底按住了，收购的事情板上钉钉。我经常看到供销科的人，开着卡车，在后半夜偷偷把一卷卷上好的布料运出厂。我就躲在暗处，用那个老相机，借着月光，拍下车牌号和他们搬运的画面。胶卷用完了，我就跑到市里最远的照相馆去冲洗，生怕被人发现。

最关键的证据，是在仓库里找到的。我以检修仓库通风设备为由，拿到了仓库的钥匙。王志强他们把偷换出来的劣质棉纱都堆在明面上，把那些从德国进口的优质棉纱藏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用巨大的油布盖着。我趁着中午没人，偷偷掀开油布，拍下了那批货物的标签和数量。这些货，在他们的假账本上，早就被列为“已消耗”的物料了。

这期间，王志强也怀疑过我。他可能觉得，苏厂长唯一接触过的底层工人就是我，总觉得不踏实。他找过我几次，话里话外地敲打我，说年轻人要学聪明点，跟着谁有肉吃，要看清楚形势。他还许诺我，等新厂成立了，让我当车间副主任。

我每次都装出一副又憨又傻的样子，搓着手说：“王厂长，我……我一个粗人，啥也不懂，就会干活。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我这副窝囊样，反而让他放了心。他可能觉得，我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掀不起什么风浪。

证据一点点地搜集齐了。苏婉清把这些照片、我默写下来的车牌号和时间，还有她通过自己渠道查到的一些账目漏洞，整理成了一份厚厚的材料。

决战的日子，终于来了。

那天，市里经委的领导和南方那家公司的代表，一起来到厂里，准备就收购合同的最后细节进行拍板。会议就在我们厂的大会议室里开。王志强红光满面，像个主人一样张罗着，苏婉清则安静地坐在旁边，脸色平静。

会议开得很顺利，王志强把我们厂说得一文不值，负债累累，濒临破产，能有企业愿意接盘，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南方的代表也假惺惺地表示，他们是本着“扶危济困”的精神来的。

就在他们准备签字的时候，苏婉清突然开口了：“等一下。各位领导，在签字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些东西。”

说着，她把那份材料分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

王志强的脸，瞬间就变了。他“噌”地站起来，指着苏婉清说：“苏婉清！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破坏我们厂的改制大计！你这是不负责任！”

苏婉清冷冷地看着他：“王副厂长，到底是谁不负责任，我们看了这些材料，就清楚了。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我还有个证人。”

她回头，看了一眼会议室的门。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当我穿着一身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出现在这个全是干部和老板的会议室时，所有人都愣住了。王志强的脸色，从刚才的铁青，一下子变成了惨白。他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市领导面前，把洗出来的那些照片，一张张摆在桌子上：“领导，我是厂里的钳工雷建军。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王副厂长他们，是怎么把厂里的好东西，一车一车往外偷的，都在这上面。他们说厂里没好料子了，那仓库里藏着的那些德国棉纱，又是什么？”

我的话，就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响了。王志强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05

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市里当场成立了调查组，收购合同被紧急叫停。王志强和他那帮同伙，一个都没跑掉，全被带走调查了。后来听说，他们贪墨的资产，足够再开一个新厂子。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红星纺织厂，保住了。

在后续的整顿和改革中，苏婉清拿出了她真正的本事。她调整了生产结构，引进了新的管理模式，带着全厂职工日夜奋战。靠着我们厂过硬的技术底子和之前被藏起来的那批优质原料，我们接到了一笔出口欧洲的大订单。厂子，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比以前更红火。

工人们的工资翻了倍，士气高涨，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他们都说，建军，你小子可真是我们厂的大功臣。

后来，在全厂的职工大会上，苏婉清亲自宣布，任命我为生产部的副主任，主管全厂的设备和技术革新。我站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看着他们一张张充满希望的笑脸，心里百感交集。

会后，苏婉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还是那个地方。她亲手给我泡了杯茶，笑着说：“怎么样，雷主任，这个‘负责’的方式，还满意吗？”

我挠了挠头，嘿嘿地笑了。我说：“厂长，其实我一直想问，那天您那裙子……真的是不小心裂开的吗？”

苏婉清脸微微一红，瞪了我一眼，说：“你说呢？那可是我最贵的一条裙子！为了让你这个木头脑袋开窍，我可是下了血本了！”

我们俩都大笑了起来。

那年年底，我用攒下的工资和奖金，在老家盖起了二层小楼，把小芳风风光光地娶进了门。婚礼那天，苏厂长也来了，她送给我的贺礼，是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她说：“建军，你的手，既能握得住扳手，也能签得了文件。咱们厂的未来，还要靠你。”

人这一辈子啊，真是奇妙。谁能想到，一场差点让我身败名裂的“事故”，最后却成了我人生最大的转机。有时候，所谓的危机，换个角度看，可能就是机遇。当有人对你说“你得负责”的时候，先别怕，也别慌，好好想想，这责任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没准儿，那不是一个坑，而是一道门，一道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大门。

大家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