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和女同事上山摘杨梅，她的裙子突然被风扬起，她要我负责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燥热一些。

厂区里那几排高大的法国梧桐，叶子被晒得打了卷，蔫头耷脑的，连蝉鸣都透着一股有气无力。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独特的味道，是机油、铁屑和汗水混合在一起，再被毒辣的太阳一蒸腾，成了我们红星机械厂几千号工人最熟悉的夏日气息。

我叫陈卫国，二十八岁，是厂里三车间的一名钳工。

说得好听点是技术骨干，说白了，就是个跟冰冷的铁疙瘩打了十年交道的老师傅。

我的世界，简单得像手里的图纸，不是直线就是圆弧，精准，但没什么色彩。

直到林惠的出现。

林惠是厂部档案室新来的大学生，白衬衫，蓝裙子，一笑起来眼睛像弯弯的月牙。

她跟我们车间里那些穿着油腻工装、说话大大咧咧的女工不一样，她身上有股书卷气，像是从画报里走出来的人。

我们这样的一线工人，跟坐办公室的，本是两条平行线。

但那天，她抱着一摞资料从我们车间门口经过，一阵风吹过，图纸撒了一地。

我正好在门口抽烟，顺手就帮她捡了。

她红着脸，小声说了句“谢谢师傅”。

那声音，像是羽毛轻轻搔过心尖。

后来，厂里搞技术革新，需要查阅一些老旧的设备图纸，我便时常往档案室跑。

一来二去，就跟林惠熟了。

我知道了她爱看书，喜欢听邓丽君的歌，还知道了她怕黑，怕毛毛虫。

那个周六，天气难得地没有那么闷热，林惠在档案室里一边整理资料，一边跟我说：“陈师傅，听说后山上的杨梅熟了，红得发紫，甜得很。”

我正埋头研究一张泛黄的苏联老图纸，闻言抬起头，看见她眼睛里闪着光。

“是熟了，前两天听食堂王师傅说的。”

“那……我们周日一起去摘吧？”她像是鼓足了勇气，脸颊微微泛红。

我的心，像是被那颗想象中的杨梅砸了一下，酸酸甜甜的。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点头说：“好。”

那个“好”字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这或许是我这二十八年来，做得最冲动，也最不像“陈卫国”的一个决定。

山风与红裙

周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我找出自己最好的一件白衬衫，熨得平平整整，又把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拿出来，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换上了更适合爬山的解放鞋。

我们约在厂门口的公交站台见面。

我到的时候，林惠已经在了。

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不是那种扎眼的大红，是柔和的，带着一点橘调的红，像熟透了的柿子。

裙摆很大，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飘荡。

“陈师傅，你来啦。”她笑着朝我挥手，辫子上系的红绳也跟着一晃一晃。

我有些看呆了，嘴里“嗯”了一声，觉得脸颊有些发烫。

上山的路不太好走，都是些被人踩出来的小土道。

我走在前面，时不时地用手拨开挡路的树枝，回头看看她。

林惠跟得很轻松，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更衬得她皮肤白皙。

山里的空气是清新的，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冲淡了厂区里那股熟悉的机油味。

我们聊着天，从厂里的趣闻，聊到她大学的生活，再聊到各自的家庭。

我才知道，她家就在邻县，父母都是老师，对她管教很严。

“他们总催我找对象，说女孩子家家的，工作稳定了，就该成家了。”她摘下一片树叶，在手里把玩着，语气里有些无奈。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闷头继续往前走。

杨梅树长在半山腰的一片开阔地，果然像王师傅说的那样，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子挂满枝头，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

林惠高兴得像个孩子，提着篮子就冲了过去。

“哇，好多啊！”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也跟着轻松起来。

我找了棵又高又大的杨梅树，三两下就爬了上去，专门挑那些熟得发黑的摘。

林惠在树下仰着头，用裙摆兜着我扔下去的杨梅，笑声像银铃一样在山谷里回荡。

“陈师傅，你真厉害！”

我心里美滋滋的，手上的动作也更快了。

就在这时，一阵山风毫无征兆地从山谷里呼啸而来。

风很大，吹得树叶哗哗作响。

我下意识地抓紧了树干，然后听到了林惠一声短促的惊呼。

我低头看去，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那阵风，像一只顽劣的手，将她那条漂亮的红色连衣裙的裙摆，整个地掀了起来，高高扬起。

白色的内衬，还有那双修长笔直的腿，毫无遮拦地暴露在我眼前。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擂鼓一样，一下一下，震得耳膜发疼。

林惠慌乱地用手去压裙子，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从脸颊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风停了。

裙摆落了下去，重新遮住了那片旖旎的春光，也隔断了我的视线。

可刚刚那一幕，却像用烙铁烙下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山谷里恢复了寂静，只剩下尴尬在空气中无声地蔓延。

我手脚僵硬地从树上爬下来，不敢看她的眼睛。

“对……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明明是风的错。

林惠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她没说话。

我们就这样站着，沉默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口，让人喘不过气。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永远不会再开口了，她才用一种蚊子般细微，却又无比清晰的声音说：

“陈卫国。”

她第一次没有叫我“陈师傅”。

“这事……你得负责。”

车间里的风言风语

回去的路，比来时漫长了许多。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着，谁也没再说话。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反复回响着她那句“你得负责”。

负责？怎么负责？

这算什么事呢？一阵风，一个意外，怎么就要我负责了？

可看着她通红的眼圈和紧抿的嘴唇，我又觉得，这事好像真的很大。

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别说这种事，就是在路上多说几句话，都可能被人指指点点。

一个女孩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我心里乱糟糟的，一半是委屈，一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

回到厂门口，天已经快黑了。

“我……我先回去了。”林惠低着头，声音里还带着哭腔，说完就抱着那篮子杨梅，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看着她消失在宿舍楼的拐角，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闷又沉。

那一晚，我失眠了。

第二天是周一，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车间。

刚换上工装，就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

平时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工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带着一种想笑又不敢笑的暧昧。

“卫国，行啊你小子，真人不露相啊。”车间里的“包打听”李胖子凑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挤眉弄眼地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什么呢？”

“还装？”李胖子压低声音，“都传遍了，你跟档案室那个林惠，上后山摘杨梅去了？听说……还挺‘热闹’？”

他特意在“热闹”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

这事怎么会传出去？昨天就我们两个人，难道是林惠自己说的？

不可能，她那么要面子的人。

一整个上午，我都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背后有无数道目光，那些目光里夹杂着好奇、嫉妒、还有不怀好意的揣测。

午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盒，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办公楼那边的食堂。

我看见了林惠。

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周围空着好几个座位，像是有一道无形的墙，把她和别人隔开了。

有几个女同事从她桌边经过，捂着嘴窃窃私语，还朝她投去鄙夷的目光。

林惠的背影，看上去那么单薄，那么无助。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点委屈，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是啊，我是个男人，被人说几句闲话，不痛不痒。

可她一个女孩子，这种风言风语，对她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我端着饭盒，一步一步朝她走过去。

整个食堂的目光，似乎都聚焦在了我身上。

我在她对面坐下。

她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然后又迅速黯淡下去。

“你来干什么？”她声音沙哑。

“吃饭。”我把饭盒放在桌上，夹了一筷子菜，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陈卫国，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厂的人都在说我们……”她的眼圈又红了，“他们说得很难听。”

我沉默了。

是啊，我知道。

那些话，像淬了毒的针，扎在我身上只是有点疼，扎在她身上，可能就是致命的。

“你走吧，别让人看见了。”她推了推我的饭盒。

我没动。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和那双失去了光彩的眼睛，心里那个叫“责任”的东西，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疯狂地生长起来。

也许，她说得对。

这件事，我必须负责。

不是为那阵风，不是为那条裙子，而是为一个女孩子的清白和名声，为一个男人的担当。

“林惠，”我抬起头，迎着整个食堂的目光，一字一句，清晰地对她说，“这事，我负责到底。”

路灯下的约定

我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食堂里激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停下了筷子，用一种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我们。

林惠也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样的话。

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平时不苟言笑。

他给我泡了杯茶，茶叶末子在搪瓷缸里上下翻滚，像我此刻的心情。

“卫国啊，”主任叹了口气，“你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技术好，人也老实。怎么就在个人问题上，这么糊涂呢？”

“主任，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试图解释。

“现在是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主任摆了摆手，“重要的是，全厂上下都传开了。林惠是个好姑娘，大学生，有前途，你不能毁了人家。”

我捏紧了手里的搪瓷缸，滚烫的茶水仿佛也烫不热我冰凉的手指。

“我知道。”

“知道就好。”主任看着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娶她。”我说。

这四个字，我说得很平静，连我自己都有些惊讶。

好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一样。

主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这还像句男人说的话。去吧，好好跟人家姑娘谈谈。”

下班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等在了林惠回宿舍的必经之路上。

那是一条两旁种满了梧桐树的小路，路灯昏黄的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

我看见她远远地走过来，还是一个人，低着头，脚步很慢。

我迎了上去。

“林惠。”

她站住，抬起头，路灯的光映在她脸上，我能看到她眼睛里的红肿。

“我们谈谈吧。”我说。

我们沿着小路慢慢地走，谁也没有先开口。

晚风吹来，带着一丝凉意。

“对不起，”我先打破了沉默，“今天在食堂，我太冲动了，没考虑你的感受。”

她摇了摇头，“不，你没做错什么。只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流言蜚语，能淹死人。”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们档案室的主任今天也找我谈话了，她说，如果我不处理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会很大。”

我能想象，她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林惠，”我停下脚步，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我说我会负责，不是一句空话。”

她的身体微微一颤，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点头，“虽然我们开始得有些……荒唐，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为什么？”她问，“就因为那些流言？还是因为……你可怜我？”

“都不是。”我摇了摇头，努力组织着语言，“我承认，一开始是因为责任。但后来，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抱着资料，手忙脚乱的样子。”

“我想起你在档案室里，一边哼着歌，一边整理那些发霉的旧图纸。”

“我想起你在山上，看到杨梅时，笑得像个孩子的样子。”

“我觉得，你是个好姑娘。踏实，善良，有文化。我陈卫国，一个大老粗，能娶到你，是我高攀了。”

我的话说得很笨拙，都是些大白话，但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

林惠静静地听着，眼里的泪水又一次涌了上来。

但这一次，不是伤心，不是委屈。

路灯下，我看到她的嘴角，慢慢地，向上扬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陈卫国，”她说，“我看中的，也不是你的技术，不是你的名声。”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踏实，肯担当。”

“那天在山上，风把我的裙子吹起来，你第一时间就别过了头。我知道，你不是坏人。”

“后来你说要负责，今天又在食堂维护我。我知道，你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那一刻，我们之间那层因为意外而产生的隔阂，好像瞬间就消失了。

路灯的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慢慢地，交叠在了一起。

“那……我们明天就去跟双方父母说？”我试探着问。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那个夜晚，我睡得格外香甜。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要拐向一个全新的，未知的方向了。

一碗茶定下的亲事

周末，我带着林惠回了家。

我家在厂区的家属院，一间老旧的两居室，是我爸单位分的。

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

我爸叫陈建军，是厂里的退休车工，一辈子勤勤恳恳，性格跟我一样，沉默寡言。

进门前，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比当年参加技术考核还紧张。

“爸，我回来了。这是……林惠。”我把林惠让进屋。

我爸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听到声音，抬起头。

他的目光在林惠身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扶了扶眼镜，站了起来。

“哦，是小林啊，快坐，快坐。”

林惠有些拘谨，把手里拎着的糕点和水果放在桌上，“叔叔好。”

“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我爸嘴上说着，脸上却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我给林惠倒了杯水，三个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还是我爸先开了口。

“卫国都跟我说了。”他看着林惠，眼神很温和，“孩子，让你受委屈了。”

林惠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叔叔，不怪他，是个意外。”

“我知道。”我爸点了点头，“卫国这孩子，我了解。他虽然嘴笨，但心是好的，也有担当。既然事情出了，咱们就得认。我们老陈家，不会让姑娘家白白受了委屈。”

我爸的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和林惠都松了口气。

“小林啊，你放心，以后进了我们家的门，我一定把你当亲闺女待。卫国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替你收拾他。”

林惠破涕为笑，点了点头。

这门亲事，在我家这边，就算是通过了。

第二天，轮到我去林惠家。

林惠家在邻县的县城，她父母都是中学老师。

去之前，我特意去百货商店，买了两瓶好酒，两条好烟，还买了一块当时最时髦的上海牌手表，花了我快三个月的工资。

林惠的家是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收拾得干干净净。

她的父母看上去很斯文，戴着眼镜，身上有股知识分子的清高。

林惠的父亲，也就是我未来的岳父，叫林国栋，教语文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没说话，只是指了指沙发。

她的母亲，我未来的岳母，叫王秀兰，教数学的，倒是很客气地给我倒了杯茶。

“小陈是吧？听小惠说了你们厂里的事。”林国栋先开口了，语气不咸不淡。

“叔叔，阿姨，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林惠，让她受了委屈。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二老保证，我一定会对林惠好，一辈子对她好。”我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林国栋看着我，眼神很锐利，像是在审视一件不合格的产品。

“你一个钳工，一个月工资多少？怎么养活我们家小惠？”

“我现在是八级工，每个月工资加奖金，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块。以后厂里效益好了，还会涨。我……”

“够了。”林国栋打断了我，“我们家小惠，是大学生。我们本来希望她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也是个文化人。你，我们不是很满意。”

我的心沉了下去。

旁边的林惠急了，“爸！你说什么呢！”

“你别说话！”林国栋瞪了她一眼。

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王秀兰在一旁打着圆场，“老林，你少说两句。小陈，你别介意，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我重新坐下，心里虽然难受，但也理解他们的心情。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女儿，就这么嫁给一个普通工人，换了谁，心里都不会痛快。

“叔叔，”我抬起头，迎着林国栋审视的目光，“我承认，我的学历不高，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跟油污和铁疙瘩打交道。我配不上林惠。”

“但是，我有力气，有技术。我能用我这双手，让她吃饱穿暖，不受风吹雨打。我可能给不了她诗和远方，但我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

“文化高低，不代表人心好坏。我会用我的一辈子，来证明您今天的选择没有错。”

我的话说完，屋子里一片寂静。

林国栋沉默了很久，他看着我，眼神里的锐利慢慢褪去，多了一丝复杂。

最后，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行了，下个月挑个好日子，把事办了吧。”他放下茶杯，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但总算是松了口。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从林惠家出来，走在县城的大街上，阳光正好。

林惠走在我身边，偷偷地用手勾住了我的小指。

我感觉到她的手指冰凉，还带着一丝颤抖。

我反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软，很温暖。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双手，我就要牵一辈子了。

红双喜与两张单人床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就在厂里的大食堂，摆了十来桌，请的都是厂里的领导、同事和关系好的亲戚朋友。

没有婚纱，没有轿车。

林惠穿了一件她母亲亲手为她做的大红色的新中式上衣，配上一条黑色的长裤，头发烫了时髦的卷，脸上化了淡淡的妆。

她站在我身边，笑得很甜，很美。

我穿着一身借来的蓝色西装，有些不太合身，领带也勒得我喘不过气。

我感觉自己像个提线木偶，被司仪和亲友们指挥着，敬酒，收红包，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

整个婚礼，热闹是别人的，我只觉得晕晕乎乎。

直到晚上，送走了所有的宾客，我和林惠回到我们分到的新房，我才感觉稍微真实了一些。

新房就在我家属院的另一栋楼，也是一间两居室，只不过比我爸那间要新一些。

这是厂里考虑到我们是双职工，特意照顾的。

屋子里贴满了红色的“囍”字，家具都是新的，散发着油漆和木头的味道。

林惠坐在床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脱下西装，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浑身都散了架。

“累了吧？先洗个澡。”我说。

“嗯。”她应了一声，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睡衣，走进了卫生间。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陌生的房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的家了。

而那个正在卫生间里洗澡的女人，就是我的妻子了。

这一切，都快得像一场梦。

我们的床，是两张单人铺的木板床拼在一起的。

中间有一道明显的缝隙，像一条楚河汉界，将我们分隔在两边。

林惠洗完澡出来，头发湿漉漉的，身上穿着一套粉色的棉布睡衣。

她没看我，径直走到床的另一边，掀开被子躺了下去，背对着我。

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

我也很紧张。

我关了灯，房间里一下子暗了下来，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亮。

我在床的这边躺下，和她隔着那道缝隙，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

“林惠，”我小声叫她。

“嗯？”她的声音闷闷的。

“睡了吗？”

“没。”

然后，又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虽然成了夫妻，但我们之间，还隔着太多东西。

我们不了解彼此的过去，不熟悉彼此的习惯，甚至连牵手，都还觉得有些别扭。

我们就这样，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

“陈卫国，”她突然开口了，“你会后悔吗？”

我愣了一下。

“后悔什么？”

“后悔娶了我。”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她的方向。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不安。

“不后悔。”我说，“从来没有。”

“从我决定要负责的那一刻起，我就告诉自己，你是我陈卫国的媳妇了，这辈子都是。”

“可能我们开始得不太好，但日子是往前过的。我会努力，做一个好丈夫。”

我的话说完，她那边没有了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到她翻了个身，也面朝着我。

我们之间，隔着那道缝隙，静静地对视着。

虽然看不清，但我知道，她正在看着我。

“我也是。”她轻声说。

那一晚，我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就这样躺着，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一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越过了那道“楚河汉界”，搭在了她的身上。

而她，像一只温顺的小猫，蜷缩在我的臂弯里，睡得正香。

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长长的睫毛上仿佛镀了一层金光。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和满足感，填得满满的。

一双沾满油污的手

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每天照常去车间上班，和冰冷的机床、油腻的零件打交道。

林惠也每天去档案室，整理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

我们像厂里成千上万对双职工夫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但生活，又在这些平淡中，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林惠开始学着做饭。

她一个从小没进过厨房的大学生，一开始不是把米饭煮糊了，就是把菜炒咸了。

我从来不说她，每次都把她做的饭菜吃得干干净g干净净。

然后，我会在晚上，等她睡着了，偷偷地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条。

后来，她的厨艺越来越好。

每天我下班回家，推开门，都能闻到饭菜的香味，看到她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家。

我也在改变。

我以前是个闷葫芦，在家里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现在，我每天下班，都会跟她说说车间里的事。

哪个师傅又搞出了什么技术革新，哪个年轻人又操作失误被主任骂了。

她总是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给我夹菜。

我们之间的那两张单人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用钉子和木板，牢牢地固定在了一起，中间的缝隙，也被一张厚厚的棉褥子填平了。

我们的关系，就像这两张床一样，慢慢地，严丝合缝地，贴合在了一起。

但是，我对她，始终还是有一丝敬畏和距离感。

她是有文化的大学生，爱干净，喜欢看书。

而我，是个大老粗。

我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生怕把车间的油污带到家里，弄脏了她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地板。

我那双长年和机油、铁屑打交道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总是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渍。

我很少用这双手去碰她。

我怕弄脏了她。

直到那天，厂里出了一件大事。

我们车间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精密镗床，是厂里的宝贝疙瘩。

可刚运行了不到半年，就出了故障，停摆了。

厂里请了德国的专家来看，查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出问题所在。

那台机器停一天，厂里的损失就是个天文数字。

全厂的技术骨干都聚在车间里，围着那台机器，愁眉不展。

我也在其中。

我对着图纸，研究了整整两天两夜，不眠不休。

凭着我十多年的经验，我隐隐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一个非常细微的传动齿轮上，是设计上的一个缺陷。

但是，德国专家言之凿凿，说他们的设计是完美的，不可能有问题。

没人相信我一个普通钳工的话。

第三天晚上，所有人都熬不住，回去休息了。

只有我，还守在车间里。

我爸给我送来了饭，看我眼睛熬得通红，心疼地说：“卫国，别硬撑了，回去睡吧。”

我摇了摇头，“爸，我就觉得是那里的问题。不把它弄好，我睡不着。”

我爸叹了口气，没再劝我。

就在我准备拆开那个部件，验证我的想法时，林惠来了。

她提着一个保温饭盒，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满是油污的车间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惊讶。

“爸说你两天没回家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她把饭盒放在工作台上，“我给你熬了点粥，你趁热喝。”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自己满是油污的双手，摇了摇头。

“我……我不饿，手脏。”

她没说话，只是打开饭盒，盛了一碗粥，用勺子舀起一勺，吹了吹，递到了我的嘴边。

“张嘴。”

她的声音很轻，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温柔。

我愣住了。

车间里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

只有心疼。

我鬼使神差地张开了嘴，把那勺粥喝了下去。

很烫，但一直暖到了心里。

她就那样，一口一口地喂我喝完了一整碗粥。

然后，她拿出一条干净的手帕，轻轻地帮我擦了擦嘴。

做完这一切，她忽然伸出双手，握住了我那双沾满油污的手。

她的手，柔软，温暖，细腻。

我的手，粗糙，冰冷，布满伤痕。

“陈卫国，”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我从来不觉得你的手脏。”

“在我心里，这是全世界最干净，最能干的一双手。”

“它能创造价值，能养活我们这个家。我为你骄傲。”

那一刻，我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我一直以来藏在心底的那点自卑，那点小心翼翼的距离感，被她这几句话，彻底击得粉碎。

我反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第一次，那么用力。

“林惠，谢谢你。”

“傻瓜。”她笑了，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天晚上，我凭着一股劲，拆开了那个关键部件。

果然，就像我判断的那样，一个比米粒还小的齿轮，因为热胀冷缩的系数计算有偏差，导致了整个传动系统的失灵。

第二天，当德国专家看到我找出的问题，并且用我土法改造的零件让机器重新运转起来时，他震惊地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全厂轰动。

我成了厂里的英雄。

厂长亲自给我发了奖金，还把我评为当年的劳动模范。

在全厂的表彰大会上，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为我鼓掌的林惠。

我知道，我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分她一半。

是她，让我明白了，一双手是否干净，不在于它沾染了什么。

而在于，它守护了什么，创造了什么。

铁饭碗裂了缝

九十年代的浪潮，滚滚而来。

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的气息。

“改革”、“下海”、“个体户”这些新鲜的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和人们的谈话中。

我们厂里，也开始有了变化。

以前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制度，被打破了。

厂里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车间里，工人们的干劲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机器的轰鸣声，似乎都比以前更响亮了。

我因为上次解决了德国设备的问题，被提拔为车间的技术副组长，工资也涨了不少。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林惠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我们整个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我爸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天变着花样给林惠做好吃的。

我也把林惠当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什么活都不让她干。

每天下班，我就陪着她在家属院里散步，跟她讲着我对未来的憧憬。

“等孩子出生了，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

“等孩子上学了，我一定好好培养他，让他也上大学，比他妈还有出息。”

林惠总是微笑着听着，轻轻地抚摸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安稳的时光。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那一天，厂里的布告栏上，贴出了一张红头文件。

关于“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通知。

“铁饭碗”，这个我们这代人赖以生存的信仰，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厂里开始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猜测，第一批下岗的名单里，会有谁。

那些平时工作不积极，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整天提心吊胆。

我当时并没有太担心。

我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劳动模范，我觉得这事怎么也轮不到我头上。

可我没想到，第一批名单里，竟然有林惠。

理由是，档案室属于后勤部门，人员臃肿，需要精简。

而林惠，是档案室里最年轻，资历最浅的。

拿到通知单的那天，林惠一句话也没说。

她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我推开门，看到她坐在窗边，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她。

“别难过，没事的。不上班就不上班，我养你和孩子。”

她转过身，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卫国，我不是怕没工作。我只是觉得……心里很难受。”

“我读了那么多年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进了厂，我以为我能干出一番事业。可现在……我成了一个没用的人。”

我能理解她的失落。

对于她这样的知识女性来说，事业上的追求，甚至比物质生活更重要。

“谁说你没用了？”我帮她擦干眼泪，“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马上就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了。这是天底下最伟大的事业。”

“再说了，不上班，正好在家安心养胎。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在家当个全职太太，把家里管好，把孩子教育好，这也是一份了不起的工作。”

在我的安慰下，林惠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她接受了下岗的现实，开始专心在家待产。

但是，厂里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

“下岗潮”像一场瘟疫，迅速蔓延。

今天听说一车间的王师傅下岗了，明天又听说五车间的刘姐也走了。

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一个个地，从厂区里消失了。

有的人，拿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回了老家。

有的人，在街边摆起了小摊，卖早点，修自行车。

更多的人，是茫然和无助。

我每天走在车间里，看着那些人心惶惶的同事，心里也沉甸甸的。

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时代，真的变了。

没有什么工作是永恒的。

唯一的依靠，不是工厂，不是单位，而是你自己手里的技术。

我开始更加疯狂地钻研技术。

我把厂里所有设备的图纸都找来，一张一张地研究，把它们的结构、原理都摸得透透的。

我还自学了电工、焊工的知识。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只要我这身手艺还在，我就饿不死我的老婆孩子。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以车间为家。

林惠挺着大肚子，每天晚上都会给我送饭。

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画图纸，做实验。

有时候，她会给我递上一杯热茶，轻声说：“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我知道，她也在用她的方式，支持着我。

我们这个小家，就像是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

外面是惊涛骇浪，但只要我们俩的心在一起，这艘船，就永远不会翻。

“卫国维修”的招牌

一九九三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给他取名叫陈念。

思念的念。

我希望他永远记住，他是我们爱情和坚守的结晶。

儿子的出生，给这个被下岗阴云笼罩的家，带来了一缕明媚的阳光。

我爸抱着孙子，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

林惠的脸上，也重新有了笑容。

我看着他们，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给他们母子俩，一个安稳的未来。

然而，时代的浪潮，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意志而停止。

厂里的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订单越来越少，工资也开始拖欠。

终于，第二批下岗名单公布了。

这一次，上面有我的名字。

陈卫国。

看到名单的那一刻，我反而异常地平静。

该来的，总会来。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通知单回到家。

林惠正在给孩子喂奶，看到我，她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抱怨，只是对我笑了笑。

“回来了？正好，可以抱抱儿子了。”

我接过儿子，小家伙软软的一团，在我怀里咿咿呀呀的。

我看着他清澈的眼睛，心里那最后一点失落和迷茫，也烟消云散了。

我不能倒下。

我身后，是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老父亲。

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爸，林惠，”我看着他们，“我想好了。我不准备拿厂里那点买断的钱。”

“我想自己干。”

我爸愣住了，“自己干？怎么干？”

“开个维修店。”我说，“就凭我这身手艺，修个机器，弄个家电，肯定没问题。咱们厂里下了这么多人，以后肯定有很多人家里的东西坏了，舍不得买新的，都会找人修。这就是市场。”

我爸沉默了。

他一辈子都在国营厂里，思想保守，觉得只有在单位上班，才叫正经工作。

自己干，在他看来，就是“个体户”，是不务正业。

“卫国，”我爸皱着眉头，“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赔了怎么办？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你还有老婆孩子。”

“爸，我知道有风险。”我看着他，“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不闯一闯，就只能等着被淘汰。铁饭碗已经没了，我们得自己给自己造个饭碗。”

“我相信我的手艺，更相信我自己。”

我爸还在犹豫。

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林惠开口了。

“爸，我支持卫国。”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信任和鼓励。

“卫国不是个冲动的人。他有技术，人也踏实肯干。我相信他一定能行。”

“家里还有我下岗时拿的一点补偿金，再加上我们这几年的积蓄，启动资金应该是够的。”

“爸，你就让他试试吧。就算失败了，我们还年轻，大不了从头再来。”

林惠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也说服了我爸。

我爸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吧。既然你们都想好了，那就干吧。家里不用你们操心，我还能动，帮你们带孩子。”

就这样，在家属院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我的维修店开张了。

店面很小，是我租的一个临街的车库。

我找人做了一块大大的招牌，上面是林惠亲手写的四个大字：

“卫国维修”。

字迹娟秀，却又透着一股力量。

开店初期，生意很冷清。

大家还是习惯了单位那一套，对我们这种“个体户”不太信任。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一单生意。

我心里很着急，但林惠总是安慰我。

“别急，万事开头难。好酒不怕巷子深，你的技术好，口碑传出去了，生意自然会来的。”

为了招揽生意，我印了很多小广告，在附近的小区和家属院里发。

上面写着：精修各种机械、家电，价格公道，随叫随到。

终于，第一个顾客上门了。

是家属院的李大妈，她家的洗衣机坏了。

我跟着她上门，三下五除二就找到了问题，是一个小零件老化了。

我从我的工具包里，拿出一个我自己用车床车出来的零件，给她换上。

只收了她五块钱的零件费，没要手工费。

李大妈高兴坏了，逢人就夸我技术好，收费还便宜。

一传十，十传百。

“卫国维修”的名声，慢慢地在家属院传开了。

找我修东西的人，越来越多。

从洗衣机、电视机，到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有些小工厂的旧机器，都拉来让我修。

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上总是沾满了各种油污。

但我的心里，却无比的踏实和满足。

林惠成了我的“后勤部长”和“财务总管”。

她每天在家里带孩子，做饭，还帮我记账，采购零件。

小小的店铺，成了我们夫妻俩共同奋斗的事业。

每天晚上，等儿子睡着了，我们俩就在灯下，一起算当天的收入。

看着那些一块、五块、十块的零钱，被林惠整整齐齐地码好，我心里比当年在厂里拿奖金还要高兴。

因为我知道，这每一分钱，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挣来的。

这是我们自己亲手打造的饭碗。

虽然不大，但端在手里，无比安稳。

那年夏天的杨梅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二零零三年的夏天，我们的“卫国维修”，已经从当初那个小小的车库，搬到了街面上一个像样的两层门面。

一层是维修车间和接待处，二层是我们的家。

我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店里雇了两个徒弟，都是当年我们厂里下岗的工友，技术好，人也踏实。

我们的业务，也从简单的家电维修，扩展到了小型机械设备的定制和改造。

在这一片，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我们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虽然没能大富大贵，但靠着勤劳的双手，我们在城里买了商品房，买了车，儿子陈念也上了一所不错的初中。

我爸的身体还很硬朗，每天帮我们接送孙子，乐呵呵的。

林惠的父母，也早就认可了我这个女婿。

每次我们回去，老丈人都会拉着我喝酒，跟我探讨国家大事，言语间，满是骄傲。

这十年，我们经历了太多。

时代的变迁，生活的艰辛，创业的坎坷。

但我们都一起扛过来了。

我们的感情，也在这些风风雨雨的磨砺中，变得愈发深厚，坚不可摧。

那个夏天的一个周末，天气很好。

我开着车，带着林惠和陈念，回到了我们阔别已久的红星机械厂。

厂区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

很多车间都废弃了，墙上长满了爬山虎，高大的烟囱，也早已不再冒烟。

我们厂，最终还是在几年前的改制浪潮中，破产了。

看着眼前这片萧条的景象，我心里有些感慨。

这里，承载了我整个青春的记忆。

“爸，妈，你们以前就在这里上班吗？”陈念好奇地问。

“是啊，”林惠摸了摸他的头，“爸爸当年，可是这里最厉害的技术大拿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我提议：“走，我们上后山看看。”

“后山？”林惠愣了一下，随即脸颊微微泛红。

她当然知道，后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上山的路，还是那条小土道，只是比以前更荒芜了。

我们一家三口，手牵着手，慢慢地往上爬。

到了半山腰那片开阔地，我们都惊呆了。

那几棵杨梅树，还在。

而且比十多年前，长得更加枝繁叶茂。

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在阳光下，像一串串红宝石。

“哇！杨梅！”陈念欢呼一声，挣开我们的手，就朝杨梅树跑了过去。

我和林惠相视一笑，跟了上去。

我像当年一样，三两下爬上树，摘下最大最甜的杨梅，扔给树下的他们。

林惠和陈念在树下，用衣服兜着杨梅，笑声在山谷里回荡。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一切，都仿佛回到了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

只是，身边多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

我们坐在树下的草地上，吃着酸甜可口的杨梅。

“爸，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陈念一边吃，一边好奇地问。

我和林惠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林惠的脸，在阳光下，还是像当年一样，会泛起好看的红晕。

“那是一个很长，又有点……荒唐的故事。”我说。

“是因为摘杨梅认识的吗？”陈念追问。

“算是吧。”我看着林惠，眼里满是笑意。

就在这时，一阵山风吹来。

林惠今天穿的，也是一条裙子，是一条素雅的棉布长裙。

风吹过，裙摆轻轻飘起，像一朵绽放的莲花。

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住裙摆，然后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我们俩，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当年的影子。

那份尴尬，那份惊慌，早已被岁月冲刷得一干二净。

剩下的，只有会心的微笑，和一种叫做“幸福”的默契。

“陈卫国，”她忽然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幸好那天，风把我的裙子吹起来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转过头，看着她。

阳光下，她眼角的细纹，都仿佛在闪着光。

我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是啊。”我说，“我也要谢谢那阵风。”

谢谢那阵风，让我遇见了你。

谢谢那句“你要负责”，让我拥有了你。

原来，“负责”这两个字，不是一个负担，一个枷锁。

它是一份承诺，一个开始。

它意味着，从那一刻起，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柴米油盐，你的一生，都与我有关。

而我，心甘情愿，用我的一生，来践行这份沉甸甸的，甜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