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钢笔与咖啡渍

晓梅在整理阳台储物柜时，指尖触到了个硬邦邦的铁皮盒子。掀开锈迹斑斑的搭扣，两支钢笔滚了出来——一支是塑料杆的英雄牌，笔帽缺了块漆；另一支是金属杆的，笔身刻着歪歪扭扭的“丽娟”。

那是1998年的夏天，她和丽娟坐在师范学校的宿舍床上，就着台吱呀转的吊扇，把对社会的向往一笔一画写在笔记本上。晓梅的本子里记着“要进大公司做文员，穿西装套裙，每天泡一杯速溶咖啡”；丽娟的扉页画着个举着话筒的小人，旁边写“当销售，跑遍全国，赚够钱给妈买金镯子”。

那时她们觉得，校门外面是铺着光的路。

毕业季的招聘会挤得人喘不过气。晓梅攥着简历跑了三趟，终于有家贸易公司让她去面试。面试官扫了眼她的简历，指着墙角的纸箱子：“先试用三个月，帮办公室搬搬东西、订订外卖，会用打印机吧？”晓梅攥紧了藏在口袋里的钢笔，那支她特意擦得锃亮的英雄牌，终究没敢拿出来——办公室里的人都用键盘，没人用钢笔。

丽娟比她“顺利”些，进了家建材公司做销售。第一天跑客户，她穿着借来的高跟鞋，在建材市场走了两万步，脚后跟磨出了血泡。晚上给晓梅打电话时，声音带着哭腔：“客户说我小姑娘家懂什么，让我陪他喝两杯再谈。”晓梅握着电话，听见电话那头丽娟吸了吸鼻子，又说：“我没喝，我把资料放那儿就走了，明天再去。”

试用期快结束时，晓梅帮同事整理报表，加班到晚上八点。同事拍着她的肩说“辛苦你了”，第二天却拿着她做的报表去跟领导邀功。晓梅躲在厕所里掉眼泪，摸出那支英雄钢笔，笔尖戳在纸上，却写不出一个字——她突然发现，学生时代的“对错”，到了社会上，变得模糊不清。

丽娟倒是签下了第一单。那天她提着水果去客户家，客户的孩子正哭着要玩具，她蹲下来陪孩子玩了半小时积木，订单就成了。晚上她请晓梅吃炒粉，从包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她第一个月的工资。“你看，”她指着信封上的油渍，“刚才跟客户吃饭，洒上去的，不过值了。”晓梅看着她眼角的笑纹，想起她们在宿舍里说要“体面赚钱”，忽然觉得，体面是摔了几跤后，自己挣来的。

后来的日子，像台不停转的机器。晓梅转正后，慢慢学会了在打印机卡纸时不慌不忙，在同事抢功时笑着说“下次一起做”；丽娟跑坏了三双高跟鞋，学会了在客户说“再考虑考虑”时，第二天带着新的方案准时出现，也学会了在酒桌上礼貌地拒绝，说“我开车来的，下次我请您喝茶”。

她们很少再提当年笔记本上的话。晓梅的速溶咖啡换成了保温杯里的枸杞茶，西装套裙变成了方便带孩子的运动裤；丽娟给妈买了金镯子，却很少有时间陪妈吃饭——她成了销售主管，要带团队，要盯业绩，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机。

去年冬天，两人约在一家小茶馆见面。丽娟从包里掏出那支刻着她名字的金属钢笔，笔身已经有些磨损。“你还记得不，当年你说要当文员，我还笑你太安稳。”她把钢笔推到晓梅面前，“我儿子最近学写字，我想送他，又舍不得，还是给你吧，你当年最爱写东西。”

晓梅拿起钢笔，笔尖在纸上轻轻划了划，居然还能写出字。她抬头看见丽娟眼角的细纹，想起她们在宿舍里，借着吊扇的风，畅想未来的样子。那时她们以为社会是块画布，能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后来才知道，社会是块磨石，磨掉了她们的棱角，却也磨出了她们的韧性。

茶馆的玻璃窗上起了雾，晓梅在雾上画了两支并排的钢笔，像她们当年在笔记本上写的字，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子认真。窗外的车水马龙里，有刚毕业的年轻人背着包匆匆走过，像极了二十多年前的她们。

晓梅喝了口热茶，对丽娟说：“下次让你儿子来我家，我教他用钢笔写字。”丽娟笑着点头，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像开了朵温柔的花。

原来当年向往的“社会”，从来不是铺着光的路，而是走了无数段坑坑洼洼的路后，回头看时，能笑着说“还好，我没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