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帮村里寡妇插秧，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弯腰，裙摆下若隐若现

说起这事儿，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可那年夏天，水田里黏腻的泥巴，还有林婉蓉嫂子裙摆下那一晃而过的白皙，到今天还跟刻在我脑子里一样，一闭眼就活过来。

去年，林婉蓉嫂子的儿子赵卫国结婚，我也去了。我在县城里做了点小生意，不算大富大贵，也还过得去。按理说，我跟他们家早就没什么来往了，可我还是封了个六千六百六的大红包。在村里，这可是天价了。红包送过去的时候，整个院子都静了一下，几十双眼睛“刷”地一下全盯在我身上，那眼神，跟看个怪物似的。连新郎官赵卫国都愣住了，结结巴巴地喊我：“建军叔，这……这使不得……”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啥也没说。我知道他们心里在犯嘀咕，马建军一个外姓人，凭啥出这么大的随礼？村里的小年轻不知道，可那些老家伙们，眼神里都带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坏笑，好像又想起了当年那些脏水。他们不知道，我这个红包，不是给新郎官的，是给我自己四十多年前那段差点走错路、又被拉回来的青春一个交代。想让他们闭嘴，我只需要讲出那个夏天真正的秘密，但我不能。那个秘密，我得带进棺材里。

林婉蓉嫂子不是我们村的人，是三年前嫁过来的。她男人赵大勇是村里有名的好小伙，开拖拉机的，可惜一次事故，连人带车翻进了水库，尸首都捞了三天才捞上来。留下林婉蓉嫂子，还有一个刚会走路的奶娃娃，就是赵卫卫国。

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一点不假。林婉蓉嫂子长得好看，皮肤白，不像我们村里这些天天风吹日晒的女人。她说话声音也细，走路腰杆挺得笔直，听说是城里读过几天书的。这么一个女人，在村里就显得格格不入。男人们看她的眼神总是带着点钩子，女人们聚在一起择菜，嘴里嚼的也都是她家的闲话。

那年双抢，别家都是全家上阵，她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地里的秧苗眼看就要耽误了。队长老叔在大会上号召社员发扬风格，帮一把。可那年头，谁家里不缺劳力？谁家的工分不看得跟眼珠子似的？大家嘴上“哎哎”地应着，真到了地头，还是先忙活自家的。

我娘手里的筷子“啪”就掉桌上了，眼睛瞪得老大：“你个小兔崽子，浑说什么！咱家的活还干不完呢！再说了，那是个寡妇，你个半大小子天天往跟前凑，想让全村人戳你脊梁骨吗？”

我犟着脖子说：“队长老叔都号召了，没人去，我去看不过眼。”

那天晚上，我跟娘吵了半宿。第二天，我还是扛着锄头，走到了林婉蓉嫂子家的责任田。她看见我，又惊又喜，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出一句：“建军兄弟，这……这怎么好意思，耽误你家挣工分了。”

就是从那天起，我成了村里闲话的主角。而那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场景，也就在那片水田里发生了。

七月的天，毒辣辣的太阳能把人皮烤出一层油。我们俩一前一后，弯着腰在水田里插秧。水田里的水被晒得温吞吞的，没过脚脖子。林婉蓉嫂子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的短袖，下面是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那年头，女人下地干活，很少有穿裙子的，都是穿大裤管的裤子。

她说裤子前几天洗了还没干透，家里就剩下这么一条裙子能穿了。我当时没多想，十八岁的我，脑子里除了干活就是吃饭，对男女之事懵懵懂懂。

我们并排插秧，中间隔着一两米。她每次弯腰从秧苗篮子里抓秧苗，或者俯身把秧苗插进泥里，那条碎花裙子的裙摆就会因为水的浮力轻轻飘起来一点。起初我没在意，可慢慢地，我发现她弯腰的幅度似乎总比别人大一些，时间也长一些。

有时候，她会“哎呦”一声，像是腰酸了，直起身子捶捶背，可接着弯下去的时候，裙摆就会不经意地撩得更高。有那么一两次，一阵风吹过水面，那裙摆被吹得贴在她腿上，又荡开一个弧度，裙摆下面，她那双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显得异常白皙的小腿，若隐若现。

我的脸“轰”地一下就烧起来了，心跳得跟打鼓一样，手里的秧苗都拿不稳了。我不敢再看，只能把头埋得低低的，拼命地往前插。可眼睛就像不听使唤，总想用余光去瞟。那种感觉，又紧张，又刺激，还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

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弯腰，裙摆下的风光，像鱼钩子一样，一下一下地挠着我那颗年轻躁动的心。村里的风言风语也越来越难听了。有人说，看见我半夜往林婉蓉嫂子家院墙那边溜达。还有人说，我俩在田里“眉来眼去”。我娘气得拿着鸡毛掸子追着我打，骂我是马家不要脸的孽障。

我委屈，又没法辩解。因为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林婉蓉嫂子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下着暴雨的晚上。

我犹豫了一下，那可是寡妇家，大晚上我一个大小伙子进去，要是被人看见了，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可看着她被雨淋得湿透的单薄身影，和那双满是恳切的眼睛，我一咬牙，还是跟了进去。

她家屋里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她给我倒了碗热水，自己就去里屋换衣服了。我端着那碗水，手心里全是汗，心里七上八下的，脑子里全是村里那些难听的话。

过了一会儿，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出来，脸色在油灯下显得异常苍白。她没说话，走到堂屋的桌子前，从一个上锁的旧木箱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油布包着的东西。

“建军兄弟，”她开口了，声音抖得厉害，“嫂子知道，这些天村里人都在说闲话，也让你受委屈了。嫂子……嫂子是有件事，想求你。”

她指着那封信，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你大哥……他不是出事故死的。他是被人害死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个人都懵了。

那件血衣，是赵大勇出事时穿的，上面有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血手印。那封信，是他写好的举报信。林婉蓉嫂子说，她男人出事前一天，把这些东西偷偷交给了她，让她万一他出事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信送到县纪委的石书记手里。

可她一个寡妇，无亲无故，那个车队队长在村里和公社都有亲戚，势力很大，她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她一直把这些东西藏在箱子里，日夜提心吊胆。

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在田里“有意无意”地弯腰。

她说到“不是你想的那样”时，脸涨得通红，头都快埋到胸口了。

我的脸比她还红，是羞愧的红。我的天，我当时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把一个女人的绝望和挣扎，当成了风骚和引诱。我简直不是人！

“建军兄弟，我观察你很久了。你是个好孩子，心善，有正义感。村里就你一个人敢帮我。嫂子走投无路了，想求你帮我跑一趟县城，把这封信交到石书记手里。这事太危险，要是被发现了，你……你也会被连累的。”她说着，就要给我跪下。

那一瞬间，我什么害怕、什么村里的闲话，全都忘了。十八岁的热血“噌”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上。这不是什么男女之间的破事儿，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

那天晚上，我们俩就着昏暗的油灯，商量了很久。第二天，我借口去县城给家里扯几尺布，把那封信和木牌紧紧地绑在了贴身的小腿上，外面套上长裤，谁也看不出来。

去县城的路，我走得心惊胆战，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我。我找到了县委大院，可门卫根本不让我进。我就在门口从早上等到下午，终于看见一辆吉普车开出来，我听人喊“石书记”，就发了疯似的冲了上去。

后面的事，就像电影一样。石书记看了信，脸色大变，立刻叫人把我带进去问话。没过几天，县里就派了调查组下来。那个车队队长和公社的几个干部，全都被抓了。赵大勇的案子也重新调查，最后定性为“因公牺牲”的烈士。

消息传回村里，所有人都炸了锅。那些曾经说林婉蓉嫂子闲话的人，一个个都闭上了嘴，看见她都绕着道走。而我，也成了村里的小英雄。我娘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嘴里不停地说：“我儿子有出息，我儿子是好样的。”

给赵大勇开追悼会那天，林婉蓉嫂子穿着一身白衣，抱着她男人的牌位，走到我面前，朝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她什么也没说，可那一眼，我记了一辈子。那里面有感激，有信任，有解脱，还有一种我们俩都懂的、历经生死的默契。

后来，我参军，提干，转业回了县城，做起了小生意。林婉蓉嫂子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赵卫国拉扯大，供他读书上了大学，留在了城里。我们几十年没怎么见过面，只是偶尔听说一些对方的消息。

时间是个好东西，能冲淡很多东西，也能沉淀下最珍贵的东西。

在赵卫国的婚礼上，看着林婉蓉嫂子两鬓斑白但依旧挺直的腰杆，看着她脸上终于有了安详幸福的笑容，我心里百感交集。当年那个在水田里孤立无援、用近乎笨拙的方式守护着丈夫清白的女人，终于熬出头了。

人心有时候比水田里的泥还浑，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清澈见底的。比如一个人的良心，还有一个人的情义。大家说，我做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