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跑长途，一个搭车的漂亮女人在副驾睡着了，裙子滑到了大腿根

多年以后，我儿子王鹏指着一部老电影问我，说爸，你跑了半辈子车，在路上见过那么多事，有没有哪一件，让你记了一辈子？

我呷了口浓茶，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茶的热气混着记忆的尘土，在我眼前氤氲开来。二十多年，几十万公里的路，国道和土路在我的东风大卡车轮下，早就被碾成了模糊的线条。我拉过钢材，运过棉花，也捎过无数个面孔模糊的搭车人。可所有的喧嚣和孤独，所有的日出和星辰，最后都沉淀成了一个画面。

一个女人，在我的副驾驶上沉沉睡去，一条蓝色的布裙子，在卡车无意识的颠簸中，悄悄滑到了大腿根。

那个画面，像一个烙印，烫在了1993年那个黏糊糊的秋天里，也烫在了我之后的所有岁月里。

故事，还得从那天下午，那场没完没了的秋雨说起。

第1章 国道上的蓝裙子

1993年的秋天，雨水特别多。我开着那辆老伙计——一辆跑了快十万公里的东风140，正从河南往湖北送一批布料。雨刮器有气无力地在满是泥点的挡风玻璃上划着，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像个快喘不上气的老头。

路是国道，但那时候的国道，跟搓衣板没多大区别，坑坑洼洼，一不留神，车轮陷进去半边，就得折腾半天。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柴油、劣质香烟和潮湿空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味儿，这是我们长途司机的“体香”。

孤独是这趟路上唯一的伴侣。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戏曲声，早就被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和雨点砸在车顶的“噼啪”声给吞没了。我叼着烟，眼睛死死盯着前方泥泞的路，心里盘算着，天黑前能不能赶到下一个镇子，找个车马店，吃碗热乎的烩面，再睡个安稳觉。

就在我脑子快被单调的节奏晃悠成一团浆糊的时候，我看到前面不远处的路边，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撑着一把伞，但那把小伞在风雨里显然没什么用，半边身子都湿透了。她穿着一条在当时看来很时髦的蓝色连衣裙，脚上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在这泥泞的国道边上，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一朵不小心掉进煤堆里的栀子花。

按理说，我不爱捎人。跑长途的规矩多，人心隔肚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一个跑了一辈子车的老司机，临退休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建军，在路上，除了自己的影子，别轻易相信任何人。”

我本想一脚油门踩过去，假装没看见。

可车子在靠近她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减了速。她也看见了我的车，往前迎了两步，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和焦急。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泪。她的嘴唇冻得有些发白，却紧紧抿着，透着一股倔强。

鬼使神差地，我在她身边停了下来。

车轮卷起的泥水溅了她一脚，她却好像没感觉到，快步走到驾驶室旁边，仰着脸看着我。

“师傅，能……能捎我一段吗？”她的声音不大，有点发颤，但吐字很清晰，带着点不属于这乡野路边的口音，“去哪都行，只要是往南边走的。”

我摇下车窗，一股冷风夹着雨丝灌了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我打量着她，二十四五岁的样子，长得很干净，是那种城里姑娘的模样。头发被雨水打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反而显得眼睛特别亮，也特别大。

“去哪儿啊？”我问，声音因为长时间没说话而有些沙哑。

“襄阳，我去襄阳。”她赶紧回答。

襄阳，顺路。我心里盘算了一下，到襄阳还有三百多公里，按这路况，天黑透了也到不了。

“上来吧。”我说着，推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她连声道谢，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容，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收了伞，有些笨拙地爬上高高的驾驶室。一上来，一股淡淡的洗发水香味混着雨水的湿气飘了过来，冲淡了车里那股熟悉的“司机味儿”。

她把湿漉漉的雨伞小心地放在脚下，找了块塑料布垫着，生怕弄脏了我的车。然后她有些拘谨地坐在副驾驶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

“谢谢您，师傅。我叫林月，树林的林，月亮的月。”她主动介绍自己。

“王建军。”我言简意赅地回答，重新发动了车子。

车子再次汇入雨幕，车厢里陷入了沉默，只有发动机和雨声。我能感觉到她一直在悄悄打量我，或许是想从我这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判断我到底是不是个坏人。

我也在琢磨她。一个这么漂亮的城里姑娘，怎么会一个人在这种鬼天气里，站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国道上搭车？看她的穿着，不像乡下人，那条蓝裙子料子不错，手上还戴着一块小巧的女士手表。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搭车？家里人呢？”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

她愣了一下，眼神黯淡了下去，低着头，声音很轻：“我……我从郑州过来，钱包在车站被偷了，长途车票也丢了。没办法，只能……只能这样了。”

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八九十年代，火车站汽车站小偷多的是。

“那你去襄阳有急事？”

“嗯，”她点了点头，声音更低了，“家里有点急事。”

她不愿意多说，我便不再问。跑江湖的，都有自己的难处，刨根问底是忌讳。

我从仪表台上摸出半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她：“抽烟不？”

她连忙摆手：“不，不抽，谢谢师傅。”

我便自己点上一根，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让眼前的雨景变得更加模糊。

“我车里有热水，暖壶里。”我朝她身后努了努嘴，“自己倒，喝点热的，别感冒了。”

“哎，好，谢谢师傅。”她显得有些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转过身，拿起那个印着大红牡丹的铁皮暖壶，给自己倒了半缸子热水。搪瓷缸子是我老婆结婚时买的，上面还有个小小的豁口。

她双手捧着缸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热气熏得她脸颊微微泛红，紧绷的身体似乎也放松了一些。

雨还在下，路还很长。我们就这样沉默地赶着路，偶尔，我会从后视镜里，瞥见她安静的侧脸。

第2章 副驾驶上的沉睡

车子大概又颠簸了一个多小时，雨势渐渐小了，但天色也开始暗下来。国道两旁的杨树林在暮色中变成了一片片黑色的剪影，快速地向后退去。

林月的拘谨在热水的温暖下慢慢融化了。她开始主动找些话说，问我跑长途辛不辛苦，一年能回几次家。她的普通话很好听，软软的，不像我们北方人说话那么硬邦邦。

“习惯了，一年到头，多半时间都在路上。”我回答，“家里有老婆孩子，不跑怎么办？”

“师傅您是哪里人？”

“河北的。”

“哦，那离家挺远的。”她感叹了一句，然后又陷入了沉默，眼神飘向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能感觉到，她心里藏着事，很重的事。那种忧虑是装不出来的，刻在她的眉宇间，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

天色彻底黑透了，我打开了昏黄的车头大灯，两道光柱在黑暗中艰难地开辟着前路。长时间的驾驶让我有些疲惫，我拧开暖壶盖子，就着壶嘴灌了一大口浓茶。茶叶是我老婆在家给我炒的，又苦又涩，但提神。

“师傅，您累了吧？要不要停下来歇会儿？”林月轻声问。

“没事，赶路要紧。你不是有急事吗？”我看了她一眼，“你要是困了就睡会儿，到了前面的镇子我叫你，咱们找地方吃口饭。”

“我不困。”她嘴上这么说，但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了。从郑州到这里，她肯定折腾了一天，精神和体力都到了极限。

果然，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她呼吸的声音变得均匀而绵长。我扭头一看，她靠在座椅上，头歪向车窗那边，已经睡着了。

她睡得很沉，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眉头微微蹙着，似乎在梦里也无法舒展。或许是因为车里暖和了，她的脸颊泛着健康的红晕，嘴唇微微张着，像个孩子。

我放慢了车速，尽量开得平稳一些，怕颠簸把她吵醒。

发动机的轰鸣声此刻仿佛成了一种催眠曲。在这与世隔绝的铁皮盒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醒着，一个睡着，被巨大的黑夜包裹着。

我拿出放在驾驶座旁边的一个帆布包，从里面掏出两个用油纸包着的烧饼，这是我早上出发时买的。我把其中一个放在仪表台上，想着等她醒了可以垫垫肚子。

车里很安静，我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落在她身上。

她真的很漂亮，不是那种妖艳的美，而是一种很干净、很舒服的美。即使穿着这条有些旧了的蓝裙子，也掩盖不住她身上那股书卷气。我想，她应该读过很多书，不像我，初中毕业就跟着我爹学开车了。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因为一场雨，一条路，偶然地挤在了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等天亮了，到了襄阳，她下车，我继续赶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想到这里，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情绪，有点像惆怅，又有点像……孤独。

常年在外跑车，见不到老婆孩子，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就像潮水一样，能把人淹没。有时候在路边的小旅馆里，也会有女人来敲门，但我从来没动过歪心思。我兜里揣着我老婆秀兰和儿子鹏鹏的照片，那是我在路上唯一的念想，也是我的底线。

秀兰是个本分的农村女人，不漂亮，手也很粗糙，但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儿子照顾得白白胖胖，每次我回家，总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我知道她在家不容易，我不能对不起她。

我把视线从林月身上收回来，重新专注于前方的路。

然而，就在这时，车子经过一个大坑，猛地颠簸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扭头去看林月，她只是在睡梦中轻轻“嗯”了一声，调整了一下姿势，身体更深地陷进了座椅里。

也正是因为这个动作，她那条原本只到膝盖的蓝色连衣裙，裙摆顺着光滑的座椅面料，一下子滑了上去。

滑到了大腿根。

在驾驶室顶上那盏昏暗的小灯照射下，她那一段裸露的皮肤，白得晃眼。

第3章 一件旧军大衣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就像平静的湖面被投进了一颗石子，瞬间乱了。

那片白皙的肌肤，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块上好的羊脂玉，散发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光泽。与我熟悉的、常年在田里劳作的妻子秀兰那古铜色的皮肤截然不同，它带着一种属于城市的、不沾染风霜的细腻。

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几乎停滞了。

三十出头的男人，正值壮年，常年奔波在外，说心里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是骗人的。寂寞的夜晚，听着车外的风声雨声，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但那终究只是念头，像水面的浮萍，风一吹就散了。

可现在，这个念头，具体成了一个画面，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我的手紧紧攥着方向盘，手心开始冒汗。那辆老旧的东风卡车，方向盘没有助力，常年累月下来，我的手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粗糙得像砂纸。我甚至能想象，如果我的手碰上那片肌肤，会是怎样一种粗粝与光滑的对比。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王建军啊王建E军，你他娘的在想什么！

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人家一个落难的姑娘，好心捎她一段，你动的是什么心思？你对得起在家里等你回家的秀兰吗？对得起你儿子鹏鹏吗？

我猛地踩了一下刹车，又缓缓松开，想用这个动作来驱散脑子里的邪念。车身的晃动让林月又动了一下，裙子似乎又往上滑了一丝。

我不敢再看，强迫自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死死盯着前方被车灯照亮的那一小片泥泞的路。路旁的树影在灯光下张牙舞爪，像一个个潜伏在黑暗中的鬼魅。

可我的余光，却不受控制地，总往那边瞟。

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淡淡香味，混着柴油味，形成一种奇异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气息。发动机的轰鸣声，此刻也仿佛变成了我“咚咚”作响的心跳声。

不行，不能这样。

我咬了咬牙，决定做点什么。

我不能去帮她把裙子拉下来，那样太刻意了，万一她醒了，该怎么解释？一个男人，半夜三更，去碰一个睡着的女人的裙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的目光在狭小的驾驶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座位后面，那件塞在卧铺角落里的旧军大衣上。

那是我爹退伍时带回来的，后来传给了我。虽然又旧又沉，但挡风保暖，是我跑冬天的标配。现在虽然只是秋天，但夜里凉，我也一直带着。

对，就用这个。

我把车速降到最低，几乎是在以步行的速度向前挪动。然后，我用右手维持着方向盘，左手费力地伸向身后，去够那件大衣。

驾驶室太小，我的动作幅度不能太大。我像个笨拙的贼，一点一点地，把那件沉重的大衣从角落里拖出来。衣服上带着一股樟脑丸和经年不散的汗味儿，一点也不好闻。

终于，大衣被我拽了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做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没有扭头去看她，只是凭着感觉，轻轻地、慢慢地，将那件带着我体温和复杂气味的军大衣，盖在了她的身上。

大衣很宽大，一下子就将她从肩膀到膝盖都覆盖得严严实实。

那片晃眼的白色，消失了。

做完这一切，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像是打赢了一场艰苦的战役。后背上，已经出了一层细密的汗。

我重新把稳方向盘，踩下油门，车子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车厢里又恢复了平静，但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息。我不知道自己刚才的举动，到底是因为善良，还是因为胆怯。或许，两者都有吧。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心里那点为数不多的、但却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那个被塑料皮包裹得很好的小钱包，打开，里面夹着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秀兰抱着两岁的鹏鹏，笑得一脸憨厚。鹏鹏的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葡萄。

我看着照片，照片上的人也在看着我。

我笑了笑，把钱包重新塞回口袋，按了按，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我打开车窗，让外面的冷风吹进来。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带着泥土的清新。我把烟头弹向窗外，那点红色的火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随即熄灭。

就像我心里那些不该有的念头一样。

第4章 热汤面与一个承诺

车子又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片灯火。我知道，是到应城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也是这条国道上一个重要的歇脚点。

我把车缓缓停在一家亮着“食宿”招牌的大车店门口，熄了火。发动机停止轰鸣的一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车外几声稀疏的狗叫。

我转过头，借着店门口昏暗的灯光，看到林月依然在沉睡。她似乎很疲惫，军大衣盖在身上，让她睡得更安稳了。

我没有立刻叫醒她，而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她恬静的睡颜，我心里的那些波澜已经彻底平复，只剩下一种莫名的安宁。或许，帮助一个落难的人，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救赎。

“林月，醒醒，到地方了。”我轻声喊她。

她“嗯”了一声，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睛。刚睡醒的她，眼神里带着一丝迷茫，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这是哪儿？”她揉了揉眼睛，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

“应城。先下去吃口饭，填饱肚子再说。”我说着，推开了车门。

她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盖着一件军大衣，愣了一下，抬头看我。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疑惑，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

“晚上凉，怕你感冒。”我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率先跳下了车。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军大衣叠好，放在座位上，然后跟着我下了车。

大车店里人不多，三三两两的司机围着桌子，一边吃面一边大声地吹牛。看到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进来，尤其是看到林月，那些粗豪的汉子们，声音都小了许多，目光齐刷刷地投了过来，带着各种各样的揣测。

林月显然不适应这种注视，下意识地往我身后躲了躲。

“老板，两碗热汤面，多放青菜，再来一碟花生米。”我朝灶台那边喊了一声，然后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林月在我对面坐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别理他们，跑车的大多是粗人，没坏心眼。”我安慰了她一句。

很快，两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了上来。面汤上飘着翠绿的青菜和金黄的鸡蛋，香气扑鼻。

林月看着眼前的面，却没有动筷子，只是低着头说：“王师傅，谢谢你。这顿饭……我……”她的话里带着为难，我知道她是因为身上没钱。

“吃吧。”我打断了她，“一碗面而已，我还是请得起的。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快吃，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自顾自地拿起筷子，大口地吃了起来。跑了一天车，我早就饿坏了。

见我吃得香，她也就不再客气，拿起筷子，小口小口地吃着。她吃得很慢，很斯文，一看就是有教养的家庭出来的。一碗面，她吃了很久，吃到最后，我看到她眼圈红了。

“怎么了？”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声音有些哽咽：“没什么，就是……好久没吃到这么热乎的东西了。”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地触动了一下。

吃完饭，我跟老板要了一间最便宜的通铺，让她去休息。老板是个精明的中年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林月，眼神里满是暧昧的笑意。

“老板，再给我开个单间。”我从兜里掏出钱，拍在柜台上，“我睡单间，让她睡通铺，安全。”

老板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许多，多了几分尊重。

林月站在我身后，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安顿好她，我回到自己的单间。房间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空气里有股霉味。但我不在乎，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一夜无梦。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到院子里发动车子，预热发动机。等我回到店里的时候，林月已经起来了，正在用水龙头的水洗脸。

她的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眼睛里的忧愁也散去了一些。

“王师傅，早。”她对我笑了笑。

“早。吃点东西，咱们就上路。”

我们简单地吃了点馒头稀饭，就重新出发了。

或许是昨晚的热汤面和安稳的睡眠起了作用，或许是那件军大衣让她对我放下了戒心，在路上，她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她终于告诉了我她的事。

她不是襄阳人，家是襄阳下面一个很偏僻的县城的。她考上大学，留在了郑州工作，在一家国营厂里当会计。前几天，她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她父亲病危，让她赶紧回家。

她慌忙请了假，取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跟同事借了一些，凑了两千多块钱，想着给父亲看病。可就在郑州火车站，她准备买票的时候，装钱的包被小偷整个划走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站在车站广场上，哭都哭不出来。”她说着，声音又低了下去，“我不敢跟家里说，怕我妈着急。我也不想再麻烦同事，只能……只能想着搭车，能走多远是多远。”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九十年代，两千块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更何况那是救命钱。

“王师傅，你是个好人。”她看着我，眼神很真诚，“等我回了家，这笔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路费，还有饭钱。你把你的地址留给我。”

“不用了。”我摆了摆手，“几十块钱的事，提什么还不还的。你赶紧回家看你爸要紧。”

“不行，一定要还！”她很坚持，“这是原则问题。”

看着她倔强的样子，我笑了笑，没再跟她争。

车子一路向南，离襄阳越来越近，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她时常会望着窗外发呆，我知道，她在担心她的父亲。

快到襄阳的时候，我问她：“到了襄阳，你怎么回县城？”

她愣住了：“我……我再想办法，搭车或者……”

“别搭了，不安全。”我打断她，“从襄阳到你们县城，还有多远？”

“一百多公里，路不好走。”

我沉默了。一百多公里，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女孩来说，太难了。

车子驶入襄阳市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把车停在了路边。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别乱走。”我对她说。

然后，我下了车，朝街对面的邮局走去。

第5章 卧铺下的铁盒子

我走进邮局，里面人不多。我径直走到汇款的窗口，要了一张汇款单。

我没有给我家里汇钱。我这次出来，带的钱本来就不多，除了路上的开销，剩下的都得交给厂里的财务。

我只是站在那里，假装填单子，眼睛却一直看着邮局墙上的挂钟。大概过了十分钟，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才把空白的汇款单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走了出去。

回到车上，林月正一脸不安地等着我。

“王师傅，你去哪儿了？”

“给我家里打了个电话，报个平安。”我撒了个谎，然后重新发动了车子，“走，我送你回县城。”

“啊？”林月惊呆了，“不，不行的，王师傅！太麻烦您了！而且……而且您不是要去别的地方送货吗？”

“我的货是送到武汉的，从这儿绕一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我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就这么定了。你一个女孩子，我不放心。”

林月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她咬着嘴唇，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车子没有在襄阳停留，直接转向了去往她家县城的省道。

就像她说的，路况很差，全是土路，又窄又颠。我的老东风在这样的路上，像一艘在风浪里航行的小船，摇摇晃晃。有好几次，我都担心车子会散架。

但我的心里，却很平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或许是因为她那句“好久没吃到这么热乎的东西了”，或许是因为她提到病危的父亲时那绝望的眼神。

我觉得，我应该帮她。不为别的，就为这萍水相逢的缘分，就为出门在外的那份不易。

开了将近四个小时，下午两点多，我们终于看到了县城的轮廓。那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县城，很破旧，也很安静。

在她的指引下，我把车开到了县人民医院的门口。

“王师傅，就到这儿吧，谢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她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

“等等。”我叫住了她。

我弯下腰，从驾驶座下面，拖出一个生了锈的铁皮盒子。这是我的“小金库”，里面放着我备用的应急钱，以防在路上车子坏了或者遇到什么突发状况。这是我爹教我的，他说，跑车的司机，身上一定要有两笔钱，一笔是明账，一笔是谁也不知道的“救命钱”。

我打开盒子，从里面数出五百块钱。钱都是十块一张的，被我用皮筋捆得整整齐齐。

我把钱递给她。

“王师傅，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要你的钱！”她像被烫到一样，连连摆手。

“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语气严肃，“你爸看病要紧，先拿着应急。你不是说要还我钱吗？那就把这个也算上。等你手头宽裕了，再一起寄给我。”

她拿着那沓还带着我体温的钱，手在微微发抖。她看着我，眼泪终于忍不住，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哽咽着。

“什么也别说。”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赶紧去医院看你爸。记住，天大的事，也得先扛住。你爸还等着你呢。”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用手背胡乱地抹了一把脸。

“王师傅，你把地址给我，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下了我厂里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没写我家的地址，不想让秀兰知道这件事，怕她多想。

“好了，快去吧。”我催促她。

她拿着钱和那张烟盒纸，下了车。站在车下，她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

“王师傅，谢谢你。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最好的人。”

我没说话，只是朝她摆了摆手，然后挂上档，踩下了油门。

卡车缓缓启动，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还站在原地，一直看着我的车，直到我的车拐过一个弯，再也看不见她。

我继续我的路程，车厢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林月坐过的副驾驶座上，仿佛还残留着她的气息。座位上，那件被她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心里空落落的，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充实感。

那五百块钱，是我大半年的积蓄。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我知道，这钱花得值。

我不知道她父亲的病能不能治好，也不知道她以后会怎么样。我甚至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把钱还给我。

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1993年那个秋天，在一个落难的姑娘最无助的时候，我，王建军，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做了一件自己认为对的事。

这就够了。

第6章 一封来自远方的信

送走林月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开着我的老东风，继续在国道和省道上奔波。从湖北到湖南，再从湖南到广东，拉着一车车的货物，穿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

日子像车轮一样，单调地重复着。白天是发动机的轰鸣和路边的风景，晚上是廉价的旅馆和无边的孤独。

我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最好的伙计。这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秘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想起那个叫林月的姑娘，想起她那条蓝色的裙子，和她掉眼泪的样子。我会想，她父亲的病怎么样了？她过得还好吗？

但这些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生活的疲惫和现实的压力给淹没了。

我甚至都快忘了这件事。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完成一趟运输任务，回到厂里。刚走进调度室，会计老张就叫住了我。

“建军，有你的信。”老张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愣了一下。会给我写信的，只有我老婆秀兰。但信封上的字迹，娟秀清丽，一看就是出自女人之手，却不是秀兰那歪歪扭扭的字。

寄信地址，是湖北省的一个小县城，正是林月的家乡。

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

我拿着信，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有些颤抖地撕开了信封。

信封里，掉出来一沓钱。我数了数，一共是五百六十块钱。钱被抚得平平整整，还带着一股淡淡的墨水香味。

除了钱，还有一封信。信纸是那种带横格的学生用纸，写了满满两页。

“王建军师傅，见字如面。”

信的开头，让我感到一丝陌生又亲切。

信是林月写的。

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父亲的病，是突发性脑溢血，幸好送医及时，再加上我借给她的那笔钱，让她可以立刻交上手术费，她父亲的命保住了。虽然还没完全康复，但已经脱离了危险。

她为她父亲的事，向我表达了最深的感谢。她说，那五百块钱，是救命钱。她说，我不仅是捎了她一段路，更是给了她和她整个家庭希望。

信里，她还解释了为什么过了两个月才联系我。她父亲手术后，她一直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地照顾，家里也因为治病而欠下了一些外债。她把工作辞了，留在老家，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找些零活做，拼命地攒钱，就是为了能尽快把钱还给我。

“这五百六十块钱，五百是您借我的，另外六十块，是那天的车费和饭钱。我知道，这点钱，根本无法报答您的恩情。但我现在能拿出的，只有这么多了。王师傅，请您务必收下。”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您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您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这份恩情，我林月会记一辈子。”

信的最后，她写道：“祝您和您的家人，一生平安，万事顺遂。”

落款是：林月，敬上。

我拿着那封信，站在冬日的寒风里，看了很久很久。我的眼睛，有些发涩。

原来，她都记得。

那碗热汤面，那件军大衣，那五百块钱。我以为会随风而逝的萍水相逢，却在另一个人心里，刻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记。

我把钱和信小心翼翼地收好，揣进怀里，紧挨着我放全家福的那个口袋。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暖烘烘的，比烤着火炉还暖和。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给自己炒了两个菜，开了一瓶白酒，自斟自饮。我喝得不多，但心情却格外舒畅。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只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凭着良心，搭了一把手。

而这封信，这份回报，让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它让我更加坚信，人与人之间，那些最朴素的善良和信任，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没有回信，她也没有再来信。我们就像两条相交后又各自远去的直线，回归了各自的生活轨迹。

我知道，这样最好。

对她来说，那段经历或许是她不愿再提起的伤疤。对我来说，把这份记忆珍藏在心底，就足够了。

第7章 讲给儿子的故事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的东风140早就报废了，后来我换了新车，又和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小的运输队。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儿子王鹏也长大了，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还给我娶了个好儿媳。

我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方向盘也打不动了，就把车队交给了儿子打理，自己过上了退休生活。

我还是喜欢喝茶，喜欢在午后，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院子里嬉戏的孙子，我常常会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在路上的日子。

那些路，那些人，那些事，都像老电影的片段，在我脑海里一帧一帧地闪过。

“爸，想什么呢？这么出神。”儿子王鹏端着一杯茶，在我身边坐下。

我笑了笑，指着电视里正在放的一部关于八九十年代的电影，说：“在想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问我跑了一辈子车，有没有见过什么电影里那样的事儿。”

王鹏来了兴趣：“哦？那到底有没有啊？给我讲讲呗。”

我呷了口茶，烟雾缭

绕里，那个叫林月的女人，和她那条滑到大腿根的蓝布裙子，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浮现在我眼前。

我沉吟了片刻，决定把这个埋藏了二十多年的故事，讲给我的儿子听。

我讲得很慢，很详细。从那个下着雨的下午，到那个拘谨的蓝裙子姑娘，从那碗热气腾腾的汤面，到那件盖在她身上的旧军大衣。

我甚至把我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动摇，也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王鹏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他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好奇，慢慢变成了专注，最后化为一种深深的敬佩。

当我讲到我把应急的五百块钱借给她时，王鹏忍不住说：“爸，那时候的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您就不怕她不还了？”

我摇了摇头：“想过。但当时顾不上了。看到她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要是眼睁睁看她走投无路，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后来呢？她还钱了吗？”

“还了。”我笑了笑，“两个月后，连饭钱和车费，一分不少地寄了回来，还写了一封感谢信。”

“那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我说，“故事到那里，就结束了。”

王鹏沉默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理解和崇拜。

“爸，”他过了很久才开口，“我一直觉得您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司机，没想到您还做过这么‘仗义’的事。”

我摆了摆手：“算不上什么仗义。就是做了该做的事。鹏鹏，你记住，人这一辈子，可能会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能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看你有多大能耐，赚多少钱，而是看你在关键时候，守没守住自己心里的那点东西。”

“那点东西，叫良心。”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把杯里的茶喝完，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故事讲完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日子还得往下过。”

说完，我背着手，慢慢踱回了屋里。

我没有告诉儿子，那封信，我一直留着。就夹在我那本最旧的相册里，和我们的全家福放在一起。

我偶尔会拿出来看看，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但每次看到那句“祝您和您的家人，一生平安”，我都会觉得，这辈子，值了。

我不知道林月后来过得怎么样。也许她结婚生子，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也许她成了女强人，有了自己的事业。

但我想，无论她身在何方，她一定也记得，在1993年的那个秋天，曾有一辆破旧的东风卡车，曾有一个叫王建军的司机，曾在她最绝望的时候，给过她一碗面的温暖，和一段路的善意。

这就够了。

有些遇见，注定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但它会用它独特的方式，谱写出人性的温度，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一首温暖的老歌，轻轻地，在我们心底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