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工厂，女同事的裙子被机器绞住，我帮她解开时她脸红了

说起这事儿，都快三十年了，可那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刻在我脑子里，抠都抠不掉。九十年代的工厂，跟现在可不一样，到处都是机器轰鸣的“哐当”声，空气里飘着一股子机油和热铁混杂的味儿，呛人，但也踏实，因为那代表着有活干，有饭吃。我叫马建军，那年二十出头，是纺织厂机修车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工。我们车间里，男人多，女人少，苏婉清一来，就像黑白照片里突然多了一抹彩色，整个车间都亮堂了。

那天下午，日头正毒，车间里闷得像个蒸笼。我正埋头给一台老掉牙的梳棉机上油，突然听到一声尖锐到撕心裂肺的“啊——！”。那声音，是个女人的，透着一股子绝望的恐惧。我浑身一激灵，猛地抬起头，循着声音望过去。只见不远处，那台C312型高速并条机旁边，围了一圈人，机器“嗡”的一声，被按了急停，刺耳的刹车声后，整个车间都静了下来，只有那台停下的机器还发出“滋滋”的余响。

人群的缝隙里，我看到了苏婉清。她瘫坐在地上，一张俏脸煞白煞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眼睛里全是惊恐，死死地盯着机器的传动轴。她的那条碎花连衣裙——就是那条她最爱穿、洗得都有些发白的裙子，一大块裙摆被死死地卷进了飞速旋转的齿轮里，布料被撕扯得不成样子，更要命的是，那布料正紧紧地、一圈圈地缠在她的腿上，再多卷进去一寸，她的腿就废了！

车间主任郝峰急得满头大汗，冲着围观的人吼：“看什么看！快想办法啊！”可那齿轮咬得太死了，布料和铁疙瘩拧成了一股，谁敢乱动？就在大家手足无措的时候，我扔下手里的油壶，拨开人群挤了进去。我什么都没想，直接跪在了苏婉清面前。她吓得浑身哆嗦，嘴唇都在发抖。我没看她，眼睛死死盯着那团乱麻。那一刻，我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洗衣皂香味，混着机油味，还有她因为恐惧而散发出的汗水的味道。我抬起头，对她说了一句：“别怕，有我。”说完，我刚要动手去解，她却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脸“刷”地一下，从煞白变成了通红，红得像车间门口挂的“安全生产”的红旗。

那年头，男女之间别说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多说几句话都得被人指指点点。我眼看那裙子越缠越紧，已经勒进了她的小腿，心里一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时间得倒回几个月前，苏婉清刚进厂的时候。

她是我们厂子弟中学的，算是高材生，本可以考大学，但家里条件不好，就顶了她妈的职，进了我们这个全是糙老爷们的纺织厂。她跟车间里别的女工不一样，别的女工咋咋呼呼，说话跟吵架似的，可她总是安安静'静的，说话细声细气，走路都像猫一样，没什么声响。她长得也俊，柳叶眉，大眼睛，皮肤白净得像刚出锅的馒头，一笑起来，嘴角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自从她来了，我们车间的气氛都不一样了。那些平时光着膀子干活的老师傅，都自觉地穿上了背心；满嘴脏话的小年轻，说话也收敛了不少。大家伙儿都喜欢她，但那种喜欢，是远远看着的，像看一朵干净的花儿，不敢轻易去碰。

也有胆子大的，比如我们车间主任郝峰。他是厂长的外甥，仗着这层关系，平时在车间里颐指气使。他看苏婉清的眼神，就跟狼看羊一样，露着绿光。三天两头找借口往苏婉清工位上凑，一会儿说她操作不规范，一会儿又假惺惺地送瓶汽水。苏婉清每次都低着头，不怎么搭理他，可越是这样，郝峰就越来劲。

我呢，就是个闷葫芦，嘴笨，家里也没背景，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机修工。我只敢在苏婉清的机器出了小毛病，她急得快哭的时候，默默过去三下五除二给她修好，然后不等她说谢谢，就红着脸赶紧走开。我喜欢她，但我知道我配不上。我每个月工资就一百二十块钱，除了给家里寄点，兜里剩不下几个子儿。而郝峰，听说他光靠倒腾厂里的废料，一个月都能捞不少。

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远远地看着她，直到她嫁给像郝峰那样的人。可没想到，老天爷偏偏安排了这么一出。

回到机器旁边，我跪在地上，苏婉清的脸红得能滴出血来。我心里也擂鼓似的，手心全是汗。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刻在骨子里的。我的手要在她腿边操作，这在当时，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建军，你行不行啊？别把人腿给弄伤了！”郝峰在一旁焦急地踱步，嘴上是关心，可我听得出来，那话里带着刺儿，巴不得我出丑。

我没理他，从兜里掏出我的宝贝——一把跟了我好几年的小号尖嘴钳和一把小改锥。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发现裙子是被一个倒刺挂住了，然后才被齿轮卷进去的。硬扯肯定不行，只会越扯越紧，伤到她。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改锥撬开齿轮的缝隙，用尖嘴钳把布料一点点夹出来。

这是个精细活儿，比修机器上任何一个零件都精细。我的手不能抖，眼睛不能花。车间里静得可怕，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我的手。

我把头凑得很近，几乎能感受到她腿上传来的温度。她的腿在不停地发抖，不知道是疼还是怕。我轻声说：“别动，马上就好。”我的声音很低，但好像有种魔力，她真的就不抖了。

我的额头上渗出了汗，一滴一滴砸在油腻腻的地面上。我用改锥小心翼翼地抵住齿轮的卡槽，一点一点地用力，撬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然后，我用尖嘴钳，像绣花一样，把嵌在里面的布丝一根一根地往外夹。布丝断了，我就再找一根，继续夹。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腰都快断了，眼睛也看得发酸。郝峰在旁边不耐烦了：“马建军，你到底行不行？不行我叫人拿斧子来，把这轴给它劈了！”

“你敢！”我猛地回头瞪了他一眼，眼睛都红了。劈了轴，苏婉

清的腿怎么办？这混账东西，只想着他的机器！

我这一吼，把郝峰给镇住了。我也没再管他，转回头继续干我的活。苏婉清低着头，我能看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终于，在夹出最后一根布丝后，整块布“豁”的一下松了。我长吁一口气，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一屁股坐在地上。苏婉清赶紧把腿抽了出来，除了裙子破了个大洞，腿上只有一道浅浅的红印子，万幸没有大碍。

人群爆发出“噢”的一声欢呼。几个老师傅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地说：“好小子，有两下子！”苏婉清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声音带着哭腔：“马师傅，谢谢你……谢谢……”她脸上的红晕还没褪去，眼圈却是红的，那模样，又可怜又好看，看得我心里一抽一抽的。

这件事之后，我在厂里的名声一下子响了。大家都说机修车间的马建军，不仅技术好，人品更好，是个靠得住的汉子。可对我来说，烦恼也来了。

郝峰把我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他明着不好找我麻烦，就暗地里给我使绊子。我修机器的工具，隔三差五就少一两样；我写的维修报告，交上去总能被挑出错别字，然后当着全车间人的面把我骂一顿。最过分的是，他开始在厂里散布我和苏婉清的谣言。

他说我那天是故意占苏婉清便宜，说我们俩早就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九十年代，名声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比命都重要。这些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苏婉清心上。我看到她日渐消瘦，脸上的笑容也彻底没了，上班总是低着头，见了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躲得远远的。

我心里难受得像被猫抓一样。我救了她，却也害了她。有好几次，我鼓起勇气想去找她解释，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能说什么呢？说我不是故意的？说我喜欢她？在那种环境下，我说得越多，别人就传得越难听。

我只能把这股憋屈的劲儿，全都用在工作上。我开始钻研那些没人愿意碰的进口老机器，把厂里图书馆里所有能找到的机械图纸都翻了个遍，连德语和俄语都硬着头皮啃下来不少。我心里憋着一股气，我就不信，凭真本事还干不过一个靠关系的小人。

机会说来就来。年底，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台全新的高速纺纱机，据说是全省第一台，宝贝得不得了。可这洋玩意儿水土不服，装上之后，三天两头出毛病，德国专家来看了一次也没彻底解决。眼看就要影响全年的生产任务，厂长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郝峰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带着几个人围着那机器捣鼓了两天，结果“砰”的一声，把一个关键的传感器给烧了。这下彻底歇菜了，德国那边说换个零件要等两个月。厂长在生产大会上大发雷霆，郝峰被骂得狗血淋头，灰溜溜地站在一边。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站了出来。我对厂长说：“厂长，让我试试吧。”

所有人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郝峰更是冷笑一声：“你？一个修国产破烂的，还想动德国货？别把机器弄报废了！”

厂长也是满脸怀疑，但死马当活马医，就点了点头：“给你一天时间，修不好，你跟郝峰一块儿给我写检查！”

那一整天，我就泡在了车间里。苏婉清破天荒地没有躲着我，午饭的时候，她悄悄给我送来两个热腾腾的馒头和一碗鸡蛋汤。她什么也没说，放下东西就走了，可我心里，却像是被注入了一股暖流，浑身都是劲儿。

凭着这几个月啃下来的德语说明书和图纸，我把那台复杂的机器里里外外摸了个透。我发现问题不在传感器，而是出在电路板的一个逻辑编程上，因为我们厂的电压不稳，导致程序偶尔会出错，从而烧毁传感器。我绕开了那个烧坏的传感器，用几个继电器和电阻，重新搭了一个旁路的物理控制电路。这是个土办法，但管用。

第二天一早，当着全厂领导的面，我合上电闸。那台趴窝了好几天的德国机器，发出了平稳而有力的“嗡嗡”声，顺畅地运转了起来。

整个车间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厂长激动地跑过来，握着我沾满油污的手，一个劲儿地说：“人才！我们厂的人才啊！”

那一天，我成了全厂的名人。我被破格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工资连涨三级。而郝峰，因为搞坏了重要设备，被撤了车间主任的职，调去看仓库了。

风水轮流转，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谣言不攻自破。所有人都看到了我的能力和人品，再也没人提那些难听的话。苏婉清看我的眼神，也变了。那里面，有感激，有敬佩，还有一丝我以前不敢奢望的东西——情意。

那天晚上，我鼓足了这辈子所有的勇气，在厂门口等她下班。我手里攥着一块崭新的蓝色碎花布料，那是我用发的奖金买的，跑遍了全城的供销社，才找到的最好看的料子。

她看到我，脸又红了，但没有躲。我把布料递给她，结结巴巴地说：“婉清，你……你那条裙子，是我……是我弄坏的。这个，赔给你，做条新的吧。”

她接过布，眼圈也红了，低着头，用蚊子似的声音说：“不，你不是弄坏了它，你是救了我。”

月光下，我们俩并排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谁也没再说话，但彼此的心跳声，却听得清清楚楚。走到宿舍楼下，她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头看着我，轻声问：“建军哥，你……你以后还会帮我修机器吗？”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用力地点了点头：“嗯！我帮你修一辈子。”

后来，苏婉清就成了我的妻子。那块蓝色的碎花布，她做成了一条新裙子，只在我们结婚那天穿过一次，后来就一直珍藏在箱底。

如今三十年过去，我们都老了，工厂也早已改制，当年的那些人和事，都成了过眼云烟。可每当我看到妻子鬓角的白发，就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午后，那台冰冷的机器，和她那张像红布一样滚烫的脸。我知道，我这辈子最勇敢、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在所有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跪在了她面前。有些缘分，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抓住了，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