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赶集一个女子让我赔她裙子，我扭头就跑，她举着砖头紧追不舍

“哥，你这车链子又掉泥里了？”

我妹陈芳蹲在地上，用根小树枝戳着我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的后轮，一脸的嫌弃。

“什么泥，这是机油混了土。”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手上正费劲地想把那截油腻腻的链条给重新挂上齿轮。

这是1993年的夏天，镇上的大集，人多得像下了锅的饺子。空气里混着牲口的味儿，炸油条的香气，还有一股子尘土飞扬的土腥味。

我和我妹是来卖鸡蛋的。爹前年走了，娘身体不好，家里就靠我一个半大小子撑着。我从镇上的水泥厂找了个力工的活，一个月能挣百十来块钱，我妹还在上初中，成绩好，我想让她一直读下去，读到县里，读到市里。

家里的几十只鸡就是我妹的学费，攒了半个月的鸡蛋，今天我特意请了假，骑车带她来集上卖个好价钱。

车筐里是两大篮子鸡蛋，用麦秆一层层隔着，宝贝得很。

可偏偏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我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油泥，怎么也弄不好。心里头有点燥，怕耽误了工夫，晌午一过，买菜的人就少了。

“哥，你行不行啊？”陈芳在旁边催。

“别吵。”我闷着头，使了把蛮力，链条“咔嗒”一声，总算是挂回去了。

我松了口气，甩了甩手上的油，站起身想找点东西擦擦。

就是这一甩，一转身的工夫，出事了。

我感觉胳膊肘好像碰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紧接着就听到一声短促的“呀”。

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姑娘，也就二十岁上下的样子，正低头看着自己的裤子。

她穿着一条崭新的、天蓝色的“的确良”长裤，这种料子在当时可是时髦货，滑溜溜的，带着点光泽。

可现在，那条漂亮裤子的侧面，从大腿到膝盖，被狠狠地甩上了一道黑乎乎、油腻腻的印子。正是我手上甩出去的机油。

那道印子，像一条丑陋的黑虫，趴在清爽的蓝裤子上，格外扎眼。

姑娘的脸先是白了一下，然后慢慢涨红了。她抬起头，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此刻却像两团火苗，直直地盯着我。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脆，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火气。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集上人来人往，好几双眼睛已经朝我们这边看过来了。

我赶紧说：“对不住啊，同志，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我裤子就没脏？”她伸手指着那道油印，“这裤子是新的，我今天头一回穿！你说怎么办吧！”

我看着那道油印，心里也发怵。这机油混了土，黏糊糊的，别说“的确良”，就是粗布裤子也洗不掉。

“我……我帮你洗洗？”我说了句蠢话。

“洗？”她气得笑了，“这东西洗得掉吗？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周围看热闹的人渐渐围了上来，指指点点。

我妹陈芳也吓着了，拉了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哥……”

我脸上臊得慌，一个大小伙子，当街把人家姑娘的裤子弄脏了，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

我硬着头皮问：“那……那你说咋办？”

“赔！”她斩钉截铁地吐出一个字。

“赔多少？”我心里咯噔一下。

她伸出三根手指头：“三十块钱。我买这条裤子就花了二十八，还有两块钱是我的工夫钱，我得回去换，还得想法子洗。”

三十块！

我兜里总共就揣了五块钱，还是准备卖完鸡蛋给我妹买根冰棍的。我们那两大篮子鸡蛋，就算一个不破全卖出去，撑死也就卖个二十来块。

三十块钱，那是我在水泥厂扛大包，流一个星期汗才能挣回来的。

我当时就急了：“同志，你这也太贵了。一条裤子哪要三十块？你这是讹人。”

话说出口我就有点悔，但话赶话，收不回来了。

姑娘的眼睛更红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讹人？你去供销社问问，这种料子的裤子是不是这个价！我今天要去县里办要紧事才穿的，你给我弄成这样，你还有理了？”

她越说声音越大，围观的人也开始帮腔。

“小伙子，是你不对在先，该赔就赔吧。”一个大爷说。

“是啊，看这姑娘也不像说谎的。”一个大婶也附和。

我百口莫辩，脸涨得跟猪肝一样。我不是不想负责，我是真的没钱。

我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说：“同志，我身上真没带那么多钱。你看这样行不？我先把鸡蛋卖了，有多少先给你多少，剩下的我给你打个欠条，我叫陈晋，就在水泥厂上班，跑不了。”

“打欠条？”她冷笑一声，“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万一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不行，今天必须给钱！”

她的态度很坚决，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

我心里那点愧疚，被她的不依不饶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给冲刷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全是窘迫和一丝被逼到墙角的恼火。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她把我们卖鸡蛋的钱都拿走，那是我妹的学费。

就在那一瞬间，我做了一个让我后来想起来就想抽自己嘴巴的决定。

我猛地一扭头，拨开人群，撒腿就跑。

我没想跑多远，就想先离开这个让我无地自容的地方，脑子乱得很，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别跑！”身后传来她又急又气的喊声。

我没回头，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跑出十几米，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这一眼，让我魂儿都快吓飞了。

那个姑娘，竟然从路边一个盖房子的工地旁，抄起半块砖头，举着就朝我追了过来。

她跑得很快，辫子在脑后一甩一甩的，脸上的表情又倔又狠，完全不像个文静的姑娘。

集上的人都看傻了，纷纷让开一条道。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姑娘疯了。

我哪还敢停，使出吃奶的劲儿往前跑。一个在前面没命地跑，一个在后面举着砖头没命地追。整个集市，成了我俩的舞台。

我心里又慌又乱，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屈辱感。

我一个大男人，被一个姑娘举着砖头追着跑，这算什么事？

最后，还是集市管理处的一个大叔，看不过去了，从斜里冲出来，一把拦住了她。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像什么样子！”

我这才敢停下脚步，扶着膝盖，呼哧呼哧地喘气。

她被大叔抓着胳膊，还在挣扎，手里的砖头却没放下，眼睛死死地瞪着我，里面全是水汽。

“他弄脏我裤子，不赔钱还跑！”她冲着大叔喊，声音里带了哭腔。

大叔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叹了口气，把我们俩都带到了管理处的小平房里。

事情的结局是我丢尽了脸。

我浑身上下掏不出三十块钱。最后，在大叔的调解下，我把我的身份证押在了他那里，并且被迫写下了一张欠条，承诺三天之内，一定把三十块钱送到管理处来。

那个姑娘，从头到尾没再和我说一句话，只是拿着那张我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欠条，又看了一眼我押下的身份证，转身就走了。

我从管理处出来的时候，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背上。

我妹陈芳一直低着头跟在我后面，篮子里的鸡蛋一个没卖出去。

回到家，我把事情跟娘说了。

娘没骂我，也没打我，她只是坐在小板凳上，沉默了很久很久。

屋里很静，只能听到老座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过了半晌，娘才开口，声音很轻：“晋儿，爹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你还记得不？”

我低着头，没说话。

“他说，咱们陈家的男人，可以穷，可以没本事，但不能没担当。”娘的眼睛看着我，“钱没了，可以再挣。人家的东西弄坏了，就得赔。你跑什么？”

我心里堵得难受，说：“娘，我不是不想赔，我是真没钱。三十块，我上哪儿凑去？”

“没钱，可以好好跟人家说。可以去借，可以去求人家宽限几天。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这一跑，丢的不是钱，是咱家的脸。”

娘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覆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白天在集市上的情景。那个姑娘涨红的脸，她眼睛里的火气和水汽，还有她举着砖头追我时那股子不要命的劲儿。

我开始琢磨，一条裤子，真就值得她这么拼命？

三十块钱，对我来说是笔巨款，对她来说，可能也一样。她说她要去县里办要紧事，是什么事，重要到让她这么失态？

我越想越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心里那点因为被追赶而产生的怨气，慢慢地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愧疚。

娘说得对，我跑了，我没担当。

第二天，我没去水泥厂上班，跟工头请了假。

我揣着找邻居二叔借来的三十块钱，又去了镇上的集市。

我想找到那个姑娘，当面把钱给她，跟她道个歉。

可是集市那么大，人来人往，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住哪里。

我找到了昨天那个管理处的大叔。

大叔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来还钱了？”

我点了点头，把钱递过去：“大叔，我想问问，昨天那个姑娘，您认识吗？我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

大叔接过钱，数了数，然后从抽屉里拿出我的身份证还给我。

他叹了口气：“那姑娘我也不熟，不过我听她口音，像是镇西边李家窑的。她昨天走的时候，眼睛都哭肿了。小伙子，你昨天做得确实不地道。”

李家窑。

我心里记下了这个地名。

从管理处出来，我没回家，直接骑着车往镇西边去了。

李家窑是个老村子，离镇上有七八里路。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

我一路打听，费了老大劲儿，才找到了一个姓李的人家。

那户人家的院墙是土坯的，塌了半边，门口的木门也破破烂烂。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个中年妇人，头发花白，一脸病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警惕。

“你找谁？”

“阿姨，我找……我找昨天在集上……”我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院子里晾衣绳上，挂着一条天蓝色的裤子。

就是那条裤子。

那道黑色的油印，在水洗之后，颜色变淡了些，但还是顽固地留在那里，像一块丑陋的伤疤。

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蹲在裤子下面，拿着一块小刷子，蘸着肥皂水，一遍又一遍地刷着那个污渍。

是她。

她没扎辫子，头发就那么披着，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

她听见门口的动静，回过头来。

看到我的一瞬间，她手里的刷子“啪”地掉在了地上。

她的眼神里，先是惊讶，然后是戒备，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开门的妇人也看到了我，又看了看女儿的表情，好像明白了什么，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来干什么？”妇人没好气地问。

我没理她，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姑娘，从兜里掏出那三十块钱，往前递了过去。

“这是赔你裤子的钱。昨天……对不起。”

姑娘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肥皂沫，却没有接我的钱。

她就那么看着我，不说话。

她娘却一把抢了过来，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嘴里还念叨着：“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没看她娘，还是看着她，又说了一遍：“昨天是我不对，我不该跑。我跟你道歉。”

她还是不说话，只是嘴唇动了动，最后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钱也还了，歉也道了，她还是这个态度。

我正准备转身走，院子里西边的屋子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那咳嗽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一样，听得人心头发紧。

姑娘的脸色一变，赶紧朝屋里跑去。

她娘也顾不上我了，跟着跑了进去。

我鬼使神差地，没有走，而是跟了过去，站在门口往里看。

屋里光线很暗，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一个干瘦的男人躺在床上，脸蜡黄蜡黄的，刚才就是他在咳嗽。

姑娘正拿着毛巾给他擦嘴，她娘在一旁给他抚背顺气。

我看到床头柜上，放着好几个空了的药瓶子。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退出了院子，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走到了村口的小卖部。

我买了两包烟，递给正在下棋的几个大爷，跟他们打听起这户人家的事。

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我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

原来，那个姑娘叫李月。

她爹以前是矿上的工人，两年前矿上出事，被砸断了腿，从此就瘫在床上了。矿上赔了点钱，早就花光了。

她娘身体一直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念小学。

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李月一个人身上。

她在镇上的一个私人小纺织作坊里上班，一个月挣的钱，除了吃饭，全都给她爹买药了。

大爷们说，李月这姑娘，性子要强得很，从来没听她跟谁叫过苦。

“昨天她那条裤子，听说是她攒了好几个月的布票和钱，专门扯了布请裁缝做的。”一个大爷嘬着烟说，“说是今天要去县里的国营棉纺厂面试，想找个正式工作，能有劳保，能给她爹报销医药费。”

“结果裤子被弄脏了，面试也去不成了。也难怪她昨天要跟你拼命。”

大爷的话，像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我胸口。

我终于明白，那三十块钱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不是一条裤子，那是她爹的药费，是她全家的希望，是她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而我，因为我的怯懦和逃跑，亲手把她的希望给毁了。

我骑着车往回走，心里五味杂陈。

那三十块钱，我还不不还，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

我毁掉的，是钱弥补不了的东西。

回到家，我把李月家的事跟娘说了。

娘听完，又沉默了。

这次，她沉默的时间更长。

最后，她站起身，走进里屋，打开了那个上了锁的旧木箱。

那是爹留下的箱子。

娘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钱，还有一张存折。

“这是你爹当年出事，厂里给的抚恤金。我一直没动，想着给你和你妹将来娶媳服嫁妆用。”娘把钱推到我面前，“你拿一百块钱，去给人家姑娘。再去买点好东西，上门去，好好跟人家赔个不是。”

我看着那些钱，眼睛发酸：“娘，这钱不能动。”

“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娘的态度很坚决，“咱们家是穷，但不能穷了心。你把人家的前程给耽误了，就得想办法补上。这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

我拿着那一百块钱，感觉手都在抖。

第二天，我又去了李家窑。

这次，我没空着手。我托人从县里买了当时最好的“的确良”布料，天蓝色的，跟她那条一模一样。还买了一些营养品，和一袋大米。

我到李家的时候，李月正好在院子里喂鸡。

她看到我，还有我车上大包小包的东西，愣住了。

她娘也从屋里出来了，看到我，脸上还是没什么好脸色。

我把东西拎下车，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阿姨，李月同志。我叫陈晋。昨天的事，是我混蛋。我不光是来赔钱道歉的，我是来赎罪的。”

我把布料和营养品递过去：“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我知道，我耽误了你的大事，说什么都晚了。但是，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李月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了昨天的火气，但也没有任何表情。

她娘想上来拿东西，被李月拦住了。

“我们不能要你的东西。”李月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钱你已经赔了，这事就算了了。”

“算了不了！”我急了，“我打听过了，你去棉纺厂面试的事……都怪我。你告诉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能不能帮你做点什么？”

李t月摇了摇头，转身就要回屋。

“李月！”我冲着她的背影喊，“我知道一个机会，不比棉纺厂差！”

她停住了脚步，回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怀疑。

我赶紧说：“我们水泥厂，最近在招合同工，虽然不是正式的，但干得好，以后有机会转正。而且厂里有澡堂，有食堂，待遇比你那个小作坊好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厂长是我爹以前的老战友，我去求求他，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这事是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才想出来的。

我们厂长确实跟我爹认识，但关系远近，我心里也没底。可当时，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想为她做点什么。

李月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娘也走过来，拉了拉她的袖子，小声说：“月儿，要不……试试？”

李月没说话，但她的眼神，明显松动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真的豁出去了。

我提着家里最好的两只老母鸡，去厂长家磨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把李月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跟厂长说了，当然，也坦白了我是怎么认识她的。

厂长听完，抽着烟，半天没说话。

最后，他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说：“陈晋，你小子，跟你爹一个脾气，犟，但是实诚。这事儿，我帮你问问。成不成，看她自己的造化。”

一个星期后，消息来了。

厂里同意给李月一个机会，让她去参加一次单独的招工考试。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月的时候，她正在河边洗衣服。

她听完，手里的棒槌停在了半空中，愣愣地看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声地问：“真的？”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天，我第一次看到她笑。

她的笑很好看，像雨后的太阳，把她脸上那股子常年紧绷的倔强都融化了。

考试那天，我骑车送她去厂里。

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衣服，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她有点紧张，手一直攥着衣角。

我对她说：“别怕，你肯定行。”

她在里面考试，我就在外面等着。那一个小时，比我自己上考场还难熬。

结果出来，她考上了。

是记分员的岗位，不用下车间，活儿不累，还体面。

办入职手续那天，李月的娘拉着我的手，眼泪掉个不停，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李月站在旁边，低着头，也红了眼圈。

从那天起，我和李月，就从一对“冤家”，变成了厂里的同事。

我们不在一个车间，但中午在食堂能碰上。

一开始，我们俩都挺别扭的。碰见了，就点个头，也不知道说啥。

后来，慢慢地，话就多起来了。

她会问我，我妹学习怎么样了。

我会问她，她爹身体好点没有。

她进了厂，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情况一天天好起来。她爹的药能按时吃了，她弟的学费也不用愁了。

她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

厂里的人都看出来了，我俩关系不一般。

有人开玩笑，说我这是“不打不相识”。

我听了，就嘿嘿地笑。

我娘也特别喜欢李月，隔三差五就让我叫她来家里吃饭。

娘说，这姑娘，眼睛里有光，是个能撑起家的好姑娘。

94年的春天，厂里组织青年联谊，去爬东山。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李月不小心崴了脚。

我二话没说，背起她就往山下走。

她不重，趴在我背上，很安静。

下山的路上，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陈晋，谢谢你。”

我说：“谢啥，应该的。”

她又说：“我不是说今天，我是说……所有。”

我停下脚步，把她放下来，让她靠着一棵树。

我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李月，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担当。”

那天，我们俩确立了关系。

没有花，也没有什么浪漫的话。

就是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心里头踏实。

我们的事，遭到了李月娘的反对。

她觉得我家里穷，娘身体又不好，还有个妹妹要读书，怕李月嫁给我受苦。

李月却很坚决。

她对她娘说：“妈，陈晋家是穷，但他是个有担当的男人。跟他在一起，我心里不怕。”

为了让她娘放心，我干活更卖力了。

水泥厂的活又脏又累，但我从来不抱怨。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我抢着干。

工友们都说我傻，我说，我不傻，我得攒钱娶媳妇。

95年国庆节，我和李月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家院子里摆了两桌。

没有三金，没有新家具。我只是用我攒了快两年的工资，给她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

她戴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眼睛里亮晶晶的。

婚后的日子，很清苦，但也很甜。

她把我们那个小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娘和我妹照顾得妥妥帖帖。

我每天下班，远远地看到家里烟囱冒出的炊烟，心里就暖烘烘的。

我知道，那里头，有个人在等我。

后来，我妹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李月比我还高兴。她拿出自己的工资，给我妹做了身新衣服。

再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开始裁员。

我因为肯干，技术好，被留下了。但工资降了不少。

李月看我发愁，就跟我说：“没事，大不了我再去那个小作坊干，咱俩还能饿死不成？”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

那天晚上，她把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一共一千多块钱。

她说：“陈晋，咱们不能坐以待毙。我想在集上租个小摊位，卖早点。我娘以前教过我做油条和豆腐脑，手艺还行。”

我看着她，心里又感动又心疼。

我说：“太辛苦了。”

她说：“只要咱们俩在一起，就不辛苦。”

于是，我们的小早点摊开张了。

每天凌晨三点，我们俩就起床，和面，磨豆浆。

天不亮，就推着小车去集市。

日子虽然累，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多起来，我们俩都觉得有盼头。

几年后，我们的早点摊，变成了镇上一个小有名气的早点铺。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儿子。

我妹也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嫁了个好人家。

我娘和我岳母，身体都还硬朗，帮我们带着孩子。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年，我儿子都上小学了。

一天，李月在收拾旧东西的时候，翻出了一条裤子。

是那条天蓝色的“的确良”裤子。

它被洗得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箱子底。

只是那道淡淡的、洗不掉的油印，还在那里，像一个岁月的标记。

李月拿着裤子，笑着对我说：“你看，就是它，差点让我错过了你。”

我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下巴抵在她肩膀上。

我说：“不，是它让我找到了你。也让我找到了，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

我们俩看着那条裤子，都笑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暖的。

我常常在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跑，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妥当的方式去面对。

或者，如果那天，她没有举着砖头追我，而是选择自认倒霉。

那我们俩的人生，可能就永远不会有交集。

但生活没有如果。

正是那一次狼狈的逃跑，和那一次倔强的追赶，像两根错乱的线头，被命运狠狠地系在了一起。

我们都曾是那个不完美，甚至有点莽撞的年轻人。

但我们又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都在那段窘迫的岁月里，遇到了一个愿意拉自己一把，也愿意被自己拉一把的人。

我们一起，从那段贫瘠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光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那道裤子上的油印，早就洗不掉了。

但它也像一个烙印，刻在了我的心里。

它时时刻刻提醒我，责任不是一句空话，担当也不是一个姿态。

它是在你犯了错之后，敢于面对的勇气。

是在你看到别人陷入困境时，愿意伸出援手的那份善良。

更是和你爱的人一起，把一个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情有义的那份坚守。

这就是我的故事。

一个关于一条裤子，半块砖头，和一辈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