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刺

我爸是个哑巴。

当然，他不是真的哑。小时候我记得他教我背诗，那声音清亮得像山泉水。可不知道从哪天起，他就再也不开口了。

他原本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后来辞了职，在菜市场最角落租了个摊位，专门杀鱼。

每天天不亮，他就蹬着那辆吱呀作响的三轮车去进货。五点半准时开摊，系着那条沾满鱼鳞的橡胶围裙，往矮凳上一坐，就开始了一天的话计。刮鳞、破肚、取内脏，手起刀落，从不拖泥带水。动作是麻利的，嘴却是紧闭的。

老顾客都懂规矩，要什么鱼，多大，杀不杀，都直接说。他点点头，就忙活起来。碰上生客多问两句，他就指指墙上发黄的价目表，或者抬抬下巴，眨眨眼。时间久了，大家都叫他“哑巴鱼佬”。

那会儿我最怕两件事：一是同学知道我爸是杀鱼的，二是他身上那股永远洗不掉的鱼腥味。每次放学路过市场，我都绕道走，生怕被人看见。要是同学问起我爸是做什么的，我就含糊地说“在单位上班”。

我妈走的那年，我十三岁。她临走前夜，和爸大吵一架——其实也不算吵，主要是她在吵，爸就闷头抽烟。第二天她收拾行李时，爸已经去进鱼了。晚上回来，看见空了一半的衣柜，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厨房水盆里一条杀好的鲫鱼，呆坐到半夜。

高二那年，我喜欢上了班长周雨。她扎着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为了引起她注意，我吹牛说我爸是大学老师。那天周五提前放学，周雨和几个同学说要来我家附近买奶茶，我脑子一热，就答应带路。

刚进市场，那股熟悉的鱼腥味就钻进鼻子。我心里咯噔一下，暗暗祈祷千万别碰上我爸。可偏偏李强眼尖，指着鱼摊那边喊：“那边围了好多人，去看看不？”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拨开人群，我看见我爸正低头收拾一条草鱼。鱼鳞飞溅，他手上沾着血和黏液，围裙湿漉漉地贴在身上。

“哎，那不是你爸吗？”李强嗓门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我脸上噌地一下就烧起来了。周雨看看我爸，又看看我，眼神里有惊讶，还有别的什么。

我爸抬起头，看见被同学围在中间、满脸通红的我。他眼神顿了一下，像是明白了什么，然后轻轻摇了摇头，低下头继续刮鳞，仿佛从来不认识我。

他没认我。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有逃过一劫的轻松，更多的是说不出的愧疚。

晚上回家，他像往常一样做了红烧鱼。吃饭时，他仔细地把鱼刺一根根挑出来，把最肥的鱼肚子肉夹到我碗里。我低头扒着饭，不敢看他。

饭后，他破天荒地拍了拍我肩膀，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鱼活在水里，不知道水重要。爸爸知道你重要。”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周末开始去摊上帮忙，收钱、找零。他也开始偶尔给我写纸条，有时是一句诗，有时是几句家常。

我考上大学那天，他高兴，喝了半斤白酒。醉了之后，居然开口哼起了不成调的曲子——那声音嘶哑得像是生锈的门轴，听得我心里发酸。

工作后我留在省城，每次回家，他还是做鱼，还是沉默。但我们之间，有些东西在悄悄融化。

去年冬天，他查出肺癌晚期。我请假回家陪他，他瘦得脱了相，还坚持要给我做饭。最后那周，他已经说不动话了，只能用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字。

临走前一晚，他精神突然好了些，比划着说想吃鱼。我赶紧去市场买了条活鲫鱼，照着记忆炖了汤。喂他喝汤时，他喉咙动了动，发出嘶哑的声音：

“小心……刺……”

我愣住了——这是妈妈走后十几年来，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

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你小时候……最怕鱼刺……”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他断断续续地说：“不是不想……说话……是那些年……心里卡了根刺……拔不出来……”

那天夜里，他安静地走了。

收拾他东西时，我在床头柜里发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一看，是从我出生那天开始写的日记。

最后一页写着：“儿子，爸这辈子像条鱼，闷在水底游了一生。如今你要当爸爸了，记住，爱有千万种方式，爸选的只是其中一种。”

我这才知道，他早就晓得小云怀孕了。

翻到中间一页，是我初二那年他写的：

“今天有几个孩子来市场，笑话小杰有个哑巴爸爸。看见小杰脸红，我心里像针扎。不怪他，少年人的面子薄得像纸。总有一天他会懂，沉默也是说话，说得比言语还深。”

我抱着那本发黄的日记本，在空荡荡的屋里哭得像个孩子。

现在，我也当了爸爸。每次给女儿挑鱼刺，都会想起我爸。我学会了做各种鱼，也学会了有些爱，不说出口，却比什么都深。

女儿有时问：“爷爷是什么样的人呀？”

我会小心地挑完鱼刺，把肉夹到她碗里：“爷爷啊，是个把话都藏在心里的人。就像这鱼肉，他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自己啃鱼头鱼尾。”

说完我又补一句：“不过你记住，心里有话还是要说出来，别像爷爷和爸爸这样，等到来不及。”

说完这话，我忽然明白了——我爸不是真的哑，他只是把话都化进了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就像他替人剔了千万根鱼刺，却始终剔不掉自己心里那根。

如今我才懂，有些爱，就算沉默得像水底的鱼，也会在岁月长河里，游到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