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穿白裙的女老师 是我灰扑扑青春里的光

1986年夏天很热，我们住在工人新村，经常停电，晚上风扇都转不动，我刚高中毕业，成绩一般，爸爸要我进厂当工人，妈妈却想让我复读考大学，我谁的话都不愿意听，天天躲在家里不出门，那时候没人管我们这些工二代的事，高考似乎跟我们没关系，生活就是被推着往前走。

楼上住着一位叫陈雪的老师，她是从省城调来的语文老师，独自住在二楼，常穿着白裙子，走路轻轻巧巧，说话也温温和和，院子里的大妈们议论她眼睛会勾人，孩子们偷偷看她，却没人敢上前搭话，她和这里的人不一样，不搓麻将，不吵架，也不晾晒衣服，书架上摆满了书，她是这个灰扑扑的院子里唯一让人想到生活还能有别的样子的人。

那天晚上又停电，妈妈硬要我去修楼道里的灯，我敲开邻居家的门，进去一看就愣住了，床上铺着碎花床单，墙上贴着《庐山恋》的海报，桌上堆满了我看不懂的书，灯泡坏了，我拆下灯座，拉断电闸，接好电线，手忙脚乱地忙着，她点起蜡烛站在我旁边，忽然说起她问我打算做什么，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干什么，他们只会告诉我应该去干什么。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各种理由去她家里修灯，其实灯早就修好了，我只是想听她说话，她不讲课本上的东西，专讲《红楼梦》里的人怎么过日子，讲《基督山伯爵》为什么一心要复仇，她说我的眼睛很亮，不像其他人，这话听着像夸我，其实不是，她是在挑人，挑那些还没被生活磨平棱角的年轻人，那时候我没钱买书，也没地方看书，她给我的不算是知识，而是一种“原来还能这样想”的感觉。

在那几年里，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卖得特别好，张承志的《黑骏马》也很受欢迎，那时候大家都把知识分子当成救星，觉得只要多读书就能改变命运，可陈雪这个人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导师样子，她就像一位邻居，会给你倒杯水，让你坐在沙发上，跟你聊聊电影的事，她让我明白，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不让自己活得憋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读的那些书，真像是救命的药一样，不是拿来炫耀给别人看的。

灯座锈得死死的，我用扳手把它拧开，手上都磨破了皮，这个灯座就像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卡在那里动不了，但我还是拧开了它，接上了电线，灯就亮了，她站在灯光里面，眼睛比灯还亮，那一刻我不是修好了灯，是修好了我自己，电闸一推，亮的不是灯泡，是我脑子里那根断掉的线。

她后来经常对我说，以后还来修灯吧，这话听着有点奇怪，因为灯早就修好了，但她知道我找这个借口去看她，我是男生，动手能力比较强，她住在二楼，晚上怕黑，我们互相需要，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她给我精神上的尊重，我给她实际的安全感，这种关系在80年代很少见，没有人教我们怎么相处，我们自己慢慢摸索出来了。

她屋里摆着红双喜玻璃杯，是那个年代结婚才有的杯子，墙上贴着《庐山恋》，那是当时最火的爱情片，收音机的天线总是歪着，她每天用它来听新闻，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她的世界——在物质匮乏的时候，靠着书和电影活着，这位老师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她活得有温度，不像一台机器。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喜欢，也没有拉过手，但我记得她递给我水杯时手指的温热，也记得她说“你眼睛很亮”时嘴角弯起的模样。那个夏天路灯坏了又修、修了又坏，可她把我心里的那盏灯点亮了。后来我没有进厂，也没有复读，去了外地打工，但每次看到书都会想起她。她没有教我怎么考大学，而是教我别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