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那天，继母把唯一的存折塞进了我的怀里

我至今记得那个黄昏，天边烧着暗红的云，像灶膛里将灭未灭的火。

老家的堂屋里坐满了人。大伯、三叔，还有村里几个有头脸的老人，抽着烟，烟雾混着墙角的霉味儿，呛得人眼睛发酸。父亲坐在角落，低着头，一言不发。

继母站在灶台边，围裙还没解，手上有择菜留下的泥印。她的眼睛红红的，但始终没让眼泪掉下来。

分家的事，其实说了很久了。

继母嫁过来那年，我才八岁。亲娘走得早，村里人都说，这女人是图咱家的房子和田地。她进门那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衫，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箱子磕掉了一角。她把箱子放在堂屋，环顾了一下这个破败的家，说了句：“以后我来。”

那些年，她确实在“来”。天不亮就起床，喂猪、做饭、下地，手上全是裂口。冬天冷水里洗红薯，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我发高烧，她背着我走五里路去镇上卫生院，自己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在她背上竟然没醒。

可她从不让我叫她妈。她说：“你喊我姨就行，你妈在天上看着你呢。”

我考上大学那年，家里拿不出学费。她把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卖了，那是她娘家唯一给她的东西。父亲抽着闷烟不说话，她把卖镯子的钱塞进我书包里，说了句：“好好读书，别回来。”

那几年我在城市里扎根，打电话回去，她总说家里一切都好。我不知道的是，她和父亲种了十几亩地，农闲时还在镇上饭馆洗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头不知疲倦的牛，只为了供我读完大学，只为了让我能在城市里站住脚。

分家的起因是弟弟。

弟弟是她和父亲生的孩子，比我小十岁。那年弟弟要结婚，女方要求在镇上买房。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亲戚们一商量，说干脆把家分了，各过各的，谁也别拖累谁。

堂屋里，大伯把算盘打得噼啪响。房子、田地、债务，一笔一笔算得清楚。继母站在旁边，始终没说话。

算到最后，大伯抬起头：“家里的存折呢？大概有多少？”

继母沉默了很久，堂屋里只有老座钟滴答滴答地响。

然后她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她解开围裙，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摸出一张存折，一把塞进了我的怀里。

那张存折还带着她身体的温度，贴着我的心口，烫得我浑身一颤。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大伯咳嗽了一声：“你这是……”

继母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存折上两万三，不多。老大这些年没花家里什么钱，上学都是自己扛的。老二结婚买房，家里房子田地都留给他，我没意见。但这张存折，给老大。”

她顿了顿，声音有些抖：“这孩子在咱家没享过一天福。我对不住他。”

我捏着那张存折，眼泪终于没忍住。

大伯还想说什么，三叔在旁边按住了他。父亲始终没抬头，但我看见他夹烟的手在抖。

分家协议最后还是签了。弟弟拿走了房子和田地，我拿走了那张存折和继母那句话。

离开老家那天，继母送我到大路口。她从兜里掏出一塑料袋煮鸡蛋，塞进我包里。我说：“姨，存折你留着，我在城里不缺钱。”

她瞪了我一眼：“拿着。别废话。”

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原地，天很冷，她缩着肩，风吹起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她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像村口那棵老槐树，扎在土里，哪儿也不去。

我打开那张存折，上面一笔一笔存进去的，有五百的、三百的、两百的。日期断断续续，跨度好几年。我忽然明白了——那是她洗碗的钱、卖鸡蛋的钱、省下的菜钱。她一分一分地攒，不是为了弟弟，不是为了她自己，是为了我。

她把所有的都给了弟弟，却把仅有的留给了我。

这一生，我欠她一声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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