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裙裾飘舞的夏天

翁洲市的夏天是从安澜街的石板缝里冒出来的。

五月初五刚过，太阳便像被谁捅了个窟窿，热气呼啦啦往下灌。安澜街两旁的法桐还没到最茂盛的时候，叶子却已经蔫蔫地垂着，像是被烤焦了边。街面上偶尔有风，也是一股一股的，裹着柏油路面蒸腾起来的油气，混着老周家早餐铺子炸油条的陈年老味，黏糊糊地往人鼻孔里钻。

常丰慧提着保温袋从洗布塘出来的时候，正是中午十一点。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把整个翁洲市照得像一块烧白的铁皮，连影子都晒得缩成了一小团，踩在脚底下。洗布塘其实不是塘，是一条窄弄堂，两边的墙壁上爬满了薜荔，绿森森的叶子被太阳一烤，散发出一种青涩微苦的气息。常丰慧每次走到这儿都要慢下来，薜荔的气味让他想起小时候外婆用薜荔果做木莲豆腐，井水湃过的，浇上两勺糖桂花，那个凉，一直沁到心尖上去。

现在外婆没了，木莲豆腐也没人做了。

常丰慧今年二十七，在市里一家出版社做校对，整日跟错别字较劲，日子过得跟校对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过去，校对到第三十一年（如果他能活到退休的话），就算完事。他没有女朋友，没有猫，没有狗，甚至连一盆多肉都养不活——那盆多肉是他去年在街口花店买的，老板说这个好养，一个月浇一回水都死不了。常丰慧信了，结果忘了浇水，三个月后那盆多肉干成了一撮灰，风一吹就散了。

他站在洗布塘弄堂口等绿灯，百无聊赖地看着对面。对面是一家新开的奶茶店，粉色的门头俗得令人发指，名字叫“蜜雪冰城”，门口排了一串小姑娘，裙子一个比一个短，腿一个比一个白，叽叽喳喳地商量着要加什么料。

常丰慧多看了两眼，不是他好色，实在是——怎么说呢，夏天就是这样，裙子短了，风一吹就飘起来，你不看也得看。

绿灯亮了。

他过了马路，沿着安澜街往南走，走了大约七八分钟，拐进一条叫麦秆巷的小街。麦秆巷比安澜街窄得多，两边是老式居民楼，底楼开了几家小店面，有修钟表的，有卖五金杂货的，还有一家理发店，店门口的红白蓝三色灯柱转了几十年还在转，都转出了一种老态龙钟的意味。

常丰慧要去的是巷子最里头的一家面馆。

面馆没有名字，只在门楣上挂了块木匾，写着“沸雪轩”三个字，据说是老板的曾祖留下来的，一代传一代，传到这一代老板手里，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了。常丰慧问过老板，老板说：“我家曾祖是个秀才，秀才就爱搞些有的没的，什么沸雪，面汤滚了不就跟沸雪一样么。”说完自己先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但常丰慧觉得不是这个意思。他觉得“沸雪”两个字有一种说不出的孤清，像是冬天里烧开了水浇在雪上，热气腾腾地升起来，雪就化了，没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种念头他自己也觉得矫情，所以从来没跟人讲过。

进了面馆，一股面香扑过来，是那种老汤熬了很久才有的醇厚气味，掺着碱水面的特殊碱味，还有葱花、猪油、胡椒粉的复合香气。常丰慧深吸了一口，感觉五脏六腑都舒展开了。他在这家面馆吃了三年面，从刚来翁洲市工作起就吃，雷打不动，每周至少来四回。

面馆不大，放了六张桌子，这会儿已经坐了大半。最里面靠窗那张桌子坐着一个老太太，正慢慢地吃一碗馄饨，勺子碰着碗沿发出细碎的声响。中间那张桌子围了四个建筑工人，安全帽摘了放在脚边，每人面前一大碗大肠面，吃得呼噜呼噜响，额头上的汗顺着往下淌，淌到眉毛上，用袖子一抹，继续吃。

常丰慧在老位置坐下——进门右手边靠墙那张小桌，正好一个人坐。老板姓陶，大家都叫他老陶，这时候正在灶台后面下面条，看见常丰慧进来，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老陶五十出头，精瘦，脸上没什么肉，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看起来像个营养不良的老农，但他的手掌大而厚，指节粗壮，揉起面来虎虎生风，跟他那张脸完全对不上号。

“老样子？”老陶喊了一声。

“老样子。”常丰慧说。

老样子是雪菜肉丝面，加一个荷包蛋，面要硬一点，汤要多一点。常丰慧吃了三年，从来没换过。老陶说他这个人轴，他也不否认，轴就轴吧，人生在世，能轴的地方不多了，在一碗面上轴一轴，不算什么大毛病。

等面的工夫，常丰慧掏出手机刷了刷。朋友圈里全是别人的人生：前同事结婚了，晒了九宫格婚纱照，新娘笑得很标准，像淘宝模特；大学同学晒了孩子在小区的滑滑梯上玩，文案写的是“我的小公主”，配了个奶瓶的表情；还有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什么协会的人，发了一段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心灵鸡汤，说什么“今天的你比昨天更优秀了吗”，后面跟了三十几个赞。

常丰慧把手机扣在桌上，不想看了。

这时候门帘一掀，进来一个人。

先是一条裙子，藕荷色的，棉麻的料子，裙摆很大，风一吹就鼓起来，像一朵倒扣的荷花。裙子上面是一件白色短袖衬衫，领口别了一枚小胸针，不知道是什么花，银色的，在日光灯下闪了一下。再往上是脖子，锁骨若隐若现，再往上是下巴，尖尖的，再往上是嘴唇，涂了淡淡的口红，再往上是鼻子，挺秀的，再往上是眼睛——他看到了眼睛。

那双眼睛也看到了他。

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常丰慧的脑袋里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面馆里的嘈杂、老陶的锅铲声、建筑工人呼噜呼噜吃面的声音，全没了。他看见那双眼睛眨了一下，又眨了一下，然后弯了起来，弯成两道月牙，月牙底下是一张笑脸，笑得又惊喜又局促，像是在街上突然撞见了多年不见的老熟人，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常丰慧认识这张脸。

应该说，他曾经非常熟悉这张脸。在八年前，在另一个城市，在另一个夏天。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年轻到什么程度呢，年轻到觉得一辈子太长了，长到可以随便浪费，年轻到以为错过了的人，总还会再遇见的。

他错了。他用了八年时间才明白，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以为还有机会，其实老天只给你那一次。

但他现在又遇见了。

“常丰慧？”她先开了口，声音比八年前低了一些，多了些沙哑，像是被生活磨过一遍，磨掉了那些脆生生的尖刺，剩下的是钝的、软的、带着暖意的底色。

“卫英敏。”他说。

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在发颤。他不知道是因为惊讶，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反正就是颤了。他咽了一下口水，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但他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攥成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

卫英敏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裙子在椅子边上垂下来，裙摆碰了碰他的小腿，又缩回去了。

“你怎么在这？”两个人同时问出来，又同时笑了。

老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雪菜肉丝面从灶台后面走出来，看见常丰慧对面坐了个姑娘，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常丰慧知道老陶在想什么，他想说不是那么回事，但张了张嘴又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干脆不说了。

“这位姑娘吃点什么？”老陶把面放在常丰慧面前，转头问卫英敏。

卫英敏抬头看了看墙上手写的菜单，说：“也来一碗雪菜肉丝面吧，面软一点，汤少一点。”

常丰慧心里动了一下。八年前她也是这样，面要软一点，汤要少一点。有些东西不会变，或者说，你以为它变了，其实它只是藏起来了，等到合适的时候又冒出来，提醒你时间过得有多快，快到你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就已经老了。

卫英敏这次来翁洲，是因为工作调动。她在省城的一家建筑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上个月接了一个翁洲的项目，要在这里驻场三个月，负责一个老街区改造的现场配合工作。她昨天刚到，住在项目组租的公寓里，今天中午出来找吃的，走着走着就拐进了麦秆巷，看见这家面馆的门头写着“沸雪轩”，觉得有趣，就进来了。

“所以说，你不是来找我的。”常丰慧说。他想把这句话说得轻松一点，像一个玩笑，但说出来之后他自己都觉得干巴巴的，像是没发好的面，嚼在嘴里又酸又硬。

卫英敏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旧照片上那些泛黄的斑点，你知道那底下有颜色，但已经看不清了。

“我不知道你在这。”她说。

这句话是实话，但实话有时候比假话更让人难受。假话你还可以生个气，实话你只能生自己的气。常丰慧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生气，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只是坐在那里，一筷子一筷子地吃着面，面还是那个味道，雪菜脆生生的，肉丝嫩滑滑的，荷包蛋煎得恰到好处，蛋黄是溏心的，筷子一戳就流出来，融进汤里，汤就变得浓稠了。

但今天他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彼此的近况，聊共同认识的人，聊这些年的变化。像两块被水冲散的浮冰，隔了很久又在另一片水域碰到了，碰是碰上了，但边边角角都化了不少，形状已经跟当初不一样了。

常丰慧知道了卫英敏没有结婚，有一个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在省城做律师，姓什么他没记住，或者说他根本没想记。卫英敏知道了常丰慧也没有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听到这个的时候她微微扬了一下眉毛，但什么也没说。

面吃完了，老陶来收碗，问要不要加碗面汤。常丰慧说要，卫英敏说不要。老陶看了看他俩，又露出了那个意味深长的笑，端着碗走了。

常丰慧忽然想起一件事。“你下午有事吗？”

卫英敏想了想：“下午三点要去项目组开会，之前没什么事。”

“那我带你转转吧，翁洲虽小，有几处地方还是值得一看的。”

卫英敏犹豫了一下，点了头。

他们从面馆出来，沿着麦秆巷往回走。太阳更毒了，路面被晒得发白，空气里全是热浪，远处的景物都在微微颤动，像是隔着一层水在看。常丰慧撑着伞——他自己是不撑伞的，但车上有一把，是出版社三八节发的福利，他一直扔在后备箱里——伞不大，两个人走在里面有些挤，肩膀时不时地碰在一起。每次碰到的时候，常丰慧的胳膊上就会起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他们先去了洗布塘。常丰慧指着墙上的薜荔说：“这个可以做木莲豆腐，我小时候外婆经常做，冰镇了浇上糖桂花，比现在奶茶店里的那些东西好吃一万倍。”

卫英敏凑近了看那些薜荔的叶子，鼻尖几乎要碰到墙壁。她的头发披散下来，被风吹起来，有一缕飘到了常丰慧的手背上，痒痒的。常丰慧没动，也没躲，就让那缕头发在自己手背上停着。过了一会儿风过去了，头发落下去，他手背上的痒也消失了，留下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他们又去了安澜街尽头的古城墙。说是古城墙，其实就是一段残垣，明朝留下来的，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像一具被岁月啃光了肉的骨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旁边竖了一块牌子，写着“翁洲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墙根下长满了狗尾巴草，毛茸茸的穗子在风里摇来摇去，阳光照在上面，泛出一种干枯的银白色。

常丰慧靠在城墙边上，看着远处。远处是翁洲港，几艘货船懒洋洋地泊在码头上，吊车像长颈鹿一样伸着脖子，慢吞吞地吊着集装箱。更远处是大海，灰蓝色的，跟天空糊在一起，分不清界线。

“你变了。”卫英敏忽然说。

常丰慧转过头看她。她站在他旁边，两只手搭在城墙的垛口上，目光落在远处，不知道在看什么。风吹着她的裙子，裙裾飘起来，一下一下地拍打着他的裤腿，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那儿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

“哪里变了？”他问。

她想了很久，久到常丰慧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慢慢地说：“你以前不说话的时候，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现在你站在我旁边，离得这么近，我却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常丰慧没有接话。他在想，这个问题不能接，接了就要说真话，说了真话就回不去了。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大家都揣着一肚子真话，但谁也不先说，因为谁都付不起说真话的代价。不是没有勇气，是真的付不起。

下午三点，卫英敏去项目组开会了。常丰慧把她送到会议地点——翁洲市老城区改造办公室，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门口种了两棵枇杷树，树上结满了青色的枇杷，还没熟。卫英敏跟他道了别，转身走进楼里，消失在一楼走廊的阴影中。常丰慧在枇杷树下站了一会儿，想抽根烟，摸了摸口袋发现没带，就走了。

回去的路上，他又经过了那家“蜜雪冰城”，门口还是排着长队，小姑娘们的裙子还是那么短。但这次他没看那些腿，他在想一些别的事情。他在想八年前那个夏天，他在想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他在想如果当时他没有做那个决定，现在的他们会在哪里。但他想了一会儿就不想了，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一碗面吃完了就是吃完了，你再怎么回味，碗底也只剩下面汤了。

此后的日子，常丰慧和卫英敏开始频繁地见面。说是频繁，其实也就是一周两三次，吃个饭，散个步，有时候看场电影。翁洲市小，能去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安澜街、洗布塘、古城墙、翁洲港、人民公园，翻来覆去地逛，逛到后来两个人对每条路上的每一块地砖都熟悉了，知道哪一块是松的，踩上去会溅出一股脏水；知道哪一盏路灯的灯泡坏了，晚上走那段路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但他们谁也没有提起过去。

过去像一堵墙，横在他们中间，不厚，甚至可以说薄得像一张纸，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去捅破。他们都绕着走，小心翼翼地从墙的两边绕过去，假装这堵墙不存在，假装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什么过去，就是两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在这个小城里偶然重逢，正好都有时间，正好都没有别的事，就一起吃吃饭散散步看看电影，仅此而已。

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

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常丰慧接到卫英敏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对劲，像是刚哭过，但又像什么都没发生，只是比平时低了半个调，沙沙的，像老式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她说她晚上不想吃饭了，想出去走走。常丰慧说好，问她去哪，她说去灯塔吧。

灯塔在翁洲港的防波堤尽头，是一座老旧的航标灯塔，早就不用了，但塔身还在，红白相间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生锈的铁架子。防波堤很长，从岸边一直延伸到海里，大概有一里多路，两边都是海，涨潮的时候海水会漫到堤面上来，打湿人的鞋子。堤面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要是对面来了人，就得侧着身子让。

常丰慧到的时候，卫英敏已经站在防波堤中间了。她穿了一条深蓝色的长裙，站在灰白色的堤面上，背景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和灰蒙蒙的天，像一幅颜色寡淡的水墨画里突然点了一笔浓彩，有些突兀，但又意外的和谐。

他走过去，在她身边停下。海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裙裾也飘得很高，几乎要飞起来了。她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说话，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看海水一下一下地拍打着防波堤的基座，溅起白色的泡沫，发出沉闷的声响。

过了很久，卫英敏开口了。

“我今天跟我妈通电话了。”她说。

常丰慧等着她说下去。

“她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卫英敏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我说不知道。她就哭了。”

风更大了，把她的头发吹到了脸上，遮住了半张脸。常丰慧看不清她的表情，但他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犹豫了一下，脱下了自己的衬衫，披在她身上。衬衫里面只剩一件白T恤，海风直接打在身上，凉飕飕的，他忍住了没抖。

“我妈说，你都三十了。”卫英敏把头发从脸上拨开，“她说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房子买不起，婚也结不了，你到底图什么。”

常丰慧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人，他擅长的是一句一句地校对错别字，是分辨“的得地”的用法，是把一段不通顺的句子改通顺。但生活不是句子，不通顺的地方不能改，只能忍着，忍着忍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你就不觉得它不通顺了。

“你男朋友呢？”他问。

卫英敏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沉默很重，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沉下去，没听见响。

“分了。”她说。

常丰慧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只说了句“哦”，语气平淡得连他自己都佩服自己。

“上个月的事，”卫英敏说，“我调到翁洲来之前就分了，他来不了省城，我又不想回去，就这么耗着，耗了两年多，耗到最后连架都懒得吵了。有一天晚上我们面对面坐着吃外卖，谁也不说话，吃了大概有二十分钟，他忽然把筷子放下来说，要不就算了吧。我说好。就这么分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但常丰慧注意到她的眼睛红了，不是那种要哭的红，是那种已经哭过了、眼泪干了、但眼眶还肿着的红。那种红比眼泪本身更让人心疼，因为眼泪是热的，是活的，那种红是冷的，是死的，是退潮之后留在沙滩上的水渍，等着下一场潮水来把它抹掉。

常丰慧张了张嘴，想说一句“没事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种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一个人的伤心上，连个声响都砸不出来。他换了一句：“走吧，往灯塔走。”

他们继续往前走。防波堤越往海里走越窄，到后来只能一个人走在前面，一个人跟在后面。卫英敏走在前面，常丰慧走在后面，他看着她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背影，看着她的裙裾在夕阳里翻飞，像一只挣扎着要飞起来的蝴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酸涩。

他想起了八年前。

八年前也是夏天，也是海边，不过是另一个城市，另一片海。那时候他们在读大四，临近毕业，前途未卜。卫英敏拿到了省城一家设计院的offer，常丰慧还在等出版社的通知。那天傍晚他们在学校的后山上看日落，她靠在他肩膀上，说了一句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话。

她说：“常丰慧，我们要是在一起一辈子，你会不会腻？”

他说：“不会。”

她又说：“那要是我先腻了呢？”

他说：“你不会的。”

她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就是知道。”

后来呢？后来出版社的通知来了，但不是省城的，是翁洲市的。翁洲是个小地方，离省城三百多公里，坐火车要四个多小时。常丰慧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来了。他没有跟卫英敏商量，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商量，三百多公里不算远，周末可以见面，高铁通了之后更快，他看过规划图，高铁通了之后一个小时就能到。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等有了更好的机会再调过去，或者她那边有什么变化，总之，两个人总会有办法的。

但他们没有。

距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不是一把刀，一刀两断，干干净净；它是一根弦，绷得太紧会断，绷得太松又不响，你得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调它，调到恰到好处，调到它发出和谐的声音。但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个耐心，也没有那个技术，他们调着调着就烦了，要么一刀剪断，要么由着它松下去，松到最后，再好的琴弦也成了废弦。

常丰慧和卫英敏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每周打电话，后来变成两周，再后来变成一个月，再后来就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发一条群发的拜年短信，连称呼都省了。他们没有正式地说过“分手”两个字，甚至没有争吵过，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淡了，像一杯热茶放在那里，你不去喝它，它自己就凉了。

凉了就凉了吧。

但他们现在又遇见了。

灯塔到了。

这座灯塔已经废弃多年，塔身锈迹斑斑，爬满了藤壶和牡蛎的壳，白花花的一片，像害了皮肤病。塔顶的灯早就不亮了，但那个巨大的透镜还在，在夕阳里折射出零零碎碎的光，散落在海面上，像是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水里。

卫英敏在灯塔下面的水泥基座上坐下来，常丰慧挨着她坐下。水泥基座被太阳晒了一天，还带着余温，坐上去温温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底下慢慢燃烧。海面上起了晚潮，波浪变得绵软而迟缓，一下一下地涌上来，又一下一下地退下去，发出有节奏的呼吸声。远处有一条渔船正在收网，船上的灯亮了，黄黄的一小点，在海天之间的那条灰线上晃晃悠悠的，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

“常丰慧。”卫英敏忽然叫他的名字。

“嗯。”

“你后悔吗？”

风太大了，常丰慧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清楚。他转过头看她，她的脸在暮色里变得模糊不清，只有眼睛还是亮的，亮得像灯塔上那个已经不存在的灯。

“后悔什么？”他问。

“后悔来翁洲。”

常丰慧想了很久。他想告诉她他不后悔，因为他觉得人不能总想着“如果当初”。如果当初他去了省城，他可能跟卫英敏结了婚，也可能早就离了；他可能进了一家更好的出版社，也可能进了更差的；他可能有了一套房子，也可能到现在还在租房。人生的可能性太多了，你选了A，就会有B、C、D排着队等在后面，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所以你只能相信你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否则你就活不下去。

但他说出来的不是这些。他说的是：“我不知道。”

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他看见卫英敏的眼睛暗了一下，就一下，很快又亮起来了，像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灭了的油灯，摇了两摇，又稳住了。

“我也不知道。”她说。

海风忽然停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不，不是心跳，是海的声音，是防波堤下面的浪花拍打石头的沉闷声响，一下一下的，像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在走路，慢吞吞的，不急不躁。

常丰慧看见卫英敏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干干净净的，没有涂指甲油。他的手离她的手只有不到一拃的距离，近到他可以看清她手背上细细的绒毛在暮色里发着光。他想把手伸过去，握住她的手，就像八年前那样。他的手心里已经出汗了，湿漉漉的，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在胸腔里咚咚咚地撞着，像一个囚犯在撞监狱的墙。

但他没有动。

不是不想，是不敢。他怕握住了就放不开了，放不开了就要负责任，负责任了他就得面对那些他一直在逃避的问题：他能不能给卫英敏一个好的生活？他能不能离开翁洲？他能不能像她妈说的那样，“落地生根”，不再东飘西荡？他能不能——他能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他害怕的东西太多了。他害怕改变，害怕承诺，害怕被绑住，害怕绑住之后又后悔，后悔了又舍不得放手，放手了又孤独，孤独了又想找个人来绑住。他就像一个在冰面上走路的人，每一步都战战兢兢的，不是因为他不想往前走，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脚下的冰有多厚，能不能承受他的重量。

他的手放在原处，没有动。

卫英敏的手也没有动。

太阳落山了，天彻底暗下来。灯塔上面的天空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孤零零的，冷冷的，像一颗晶莹的眼泪，挂在深蓝色的幕布上。远处那条渔船的灯更亮了，黄黄的一团，像是有人在那里点了一盏煤油灯，又像是谁的手电筒在黑暗里晃来晃去，想要找到什么。

常丰慧和卫英敏在灯塔下坐了很久，久到海面上起了雾，久到防波堤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发出昏黄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海里去，被浪花打碎了，又拼起来，又打碎了。

最后是卫英敏先站起来。她拍了拍裙子上的灰，把披在身上的衬衫取下来还给常丰慧。衬衫上带着她的体温和淡淡的气味，是一种很淡很淡的花香，不知道是洗衣液的味道还是她自己的味道。常丰慧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她的手指，两个人的指尖都在发凉，像两块冰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只有他们自己能听见的声响。

“回去吧。”她说。

“好。”他说。

他们往回走，这次常丰慧走前面，卫英敏走后面。走了没几步，常丰慧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很小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又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他停下脚步，转过身。

卫英敏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路灯的光从侧面打在她身上，把她的半边脸照得亮亮的，另半边脸藏在阴影里。她的嘴唇在动，但他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因为海风又大了起来，把她的声音吹得七零八落，像碎纸片一样撒得到处都是。

“你说什么？”他往回走了两步。

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不知道是路灯的光还是别的什么。她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到连风都盖不住了。

“我说，八年前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你拿到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去找你，你妈说你已经走了。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

常丰慧愣住了。

他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他记得那天晚上他拿到了出版社的通知书，心里乱成一团，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他去了省城，她留在了省城，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个地方，但省城太大了，大到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城市也可能一年见不上一次面。他害怕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他害怕自己去了省城之后找不到好工作，害怕自己配不上她，害怕她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编辑，害怕她有一天会嫌弃他，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拖累。所以他逃了。他选择了翁洲，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不需要他证明自己的地方，一个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缩在壳里、不用面对任何人的期待的地方。

他以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他以为这是对她的仁慈。他以为她很快就会忘记他，找到一个更好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以为。

但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它们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最深的那个地方，平时不痛不痒，但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隐隐作痛，像一颗坏了的牙，你总想用舌头去舔它，舔了又疼，不舔又痒，就这么反反复复地折腾着，折腾到天亮了，你穿上衣服去上班，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现在这根刺被人碰了一下，扎得更深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来为自己辩解，但他发现所有的话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站不住脚的。他没有告诉卫英敏真相，不是因为真相太复杂，而是因为他自己都看不起那个真相。他一个二十七岁的男人，在出版社做了四年校对，每天跟错别字较劲，连跟喜欢的姑娘说一句“跟我走吧”的勇气都没有，还要拿“我是为你好”来当借口。

他有什么脸说。

“对不起。”他说。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卫英敏看着他，看了很久。那双眼睛里的亮光终于没有忍住，顺着脸颊滑了下来，在路灯底下亮晶晶地闪了一下，就消失在夜色里了。她用手背擦了擦脸，动作很快，像是在掩饰什么，又像是不想让自己的狼狈被他看见。

“算了，”她说，声音沙沙的，“都过去了。”

然后她转过身，快步往岸边走去，裙裾在风里翻飞着，像一只受了惊的蝴蝶，慌慌张张地飞走了。

常丰慧站在防波堤上，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防波堤尽头的路灯下。他想追上去，但他的腿像灌了铅一样重，一步都迈不动。他就那么站着，站在海风里，站在路灯下，站在八年前的遗憾和八年后的悔恨之间，像一个找不到站台的旅人，手里攥着一张过了期的车票，不知道是该上车还是该回家。

那天晚上常丰慧失眠了。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床板压得吱呀吱呀地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鼠，焦躁不安地来回奔跑。他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卫英敏的头像——她的头像是一张海边的照片，看不出是哪里的海——手指在输入法上悬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发了一条：

“明天请你吃饭吧。我知道有家小馆子，做的大煮干丝很正宗。”

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扣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等回复。等了大概十分钟，手机震了一下。他飞快地翻出手机，打开一看：

“好。”

一个字。没有表情，没有标点，干干净净的一个“好”字，像一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咔嗒一声，打开了。

常丰慧盯着这个“好”字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又按亮，又熄灭了，又按亮。他把手机放在胸口上，仰面躺着，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看了那条裂缝很久，忽然觉得它像一道闪电，把天空劈开了，又合上了，合上之后看不出任何痕迹，但你心里知道，天曾经裂开过。

第二天中午，他们在那家做淮扬菜的小馆子里见了面。卫英敏穿了一件嫩绿色的连衣裙，头发扎了一个低马尾，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她看起来心情不错，昨晚上在灯塔下的眼泪好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笑容自然又舒展，夹起一筷子干丝放进嘴里，眼睛弯弯地说：“嗯，好吃。”

常丰慧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到底要修炼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昨夜的眼泪和今朝的笑容完美地衔接在一起，中间没有一丝破绽，像是切换了人生的两个不同频道？他想不明白，他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校对视，你永远不敢说一本书完全没有错别字，你只能说，在你看到的范围内，没有错别字。

“常丰慧，”卫英敏放下筷子，“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你说。”

“翁洲这个项目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常丰慧夹干丝的手顿了一下。

“设计院那边接了个大项目，缺人手，领导让我下周就回去。”她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水，看不见底，“所以这是我最后一周在翁洲了。”

常丰慧把干丝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干丝切得很细，很韧，嚼在嘴里有一种特殊的口感，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不好吃，就是一种很寡淡的、需要你用耐心去体会的味道。他嚼了很久，嚼到干丝都变成了糊状，才咽下去。

“什么时候走？”他问。

“周六上午的火车。”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

常丰慧算了算，还有三天。七十二个小时，四千三百二十分钟，二十五万九千二百秒。听起来很多，实际上少得可怜，少到连好好道个别都不够。

他们安静地吃完了这顿饭。谁也没有再提灯塔上的事，谁也没有提过去，谁也没有提将来。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出版社最近在出一套翁洲地方志的丛书，老陶的面馆生意越来越好，安澜街的法桐今年长虫了，绿化办的人来喷了药但好像没什么效果。话题像一辆没有目的地的公交车，在城市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绕来绕去，每个站都停，但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下车。

吃完饭，常丰慧送卫英敏回公寓。她住的公寓在老城区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巷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的，把整条巷子都罩在绿荫底下，比别处凉快了不少。卫英敏站在槐树下，伸手摘了一片叶子，拿在手里转着玩儿。

“常丰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来了省城，我们现在会是怎么样？”

常丰慧靠在槐树上，看着头顶的叶子。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一闪一闪的，像在不停地变换表情。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跟现在差不多。你在设计院画图，我在出版社编书，周末一起逛个公园看个电影，春节回谁家过年要吵一架，买房子的首付要凑半天，生了孩子要找谁来带——跟所有人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这样不好吗？”卫英敏问。

“不是不好，”常丰慧说，“只是……”

“只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想说的是，他害怕那种“跟所有人一样”的生活。不是他不想要，而是他害怕自己过不好。他见过太多人，结了婚又离了，买了房子又卖了，生了孩子又后悔了，他们把日子过成了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每天都在磨损，每天都在妥协，每天都在跟自己的欲望和理想做斗争，斗争到最后，他们赢了，或者输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累了。累得像一本书，被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书脊断了，页码掉了，封面卷了边，虽然内容还是那些内容，但你再也没有力气去读它了。

他害怕自己也会变成那样。

但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摇了摇头，说：“算了，不说了。”

卫英敏没有再追问。她把槐树的叶子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下了。叶子的气味是青涩的，带一点苦味，像夏天本身的味道——热烈、繁盛、无穷无尽，但也藏着一种说不清的忧伤，因为你心里知道，夏天再长，也会过去的。

卫英敏走的那天，常丰慧去火车站送她。

翁洲站的候车室很小，小到只有一个检票口，一排塑料椅子靠在墙边，坐满了等车的人。有扛着蛇皮袋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拎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道要去哪里，坐在角落里打瞌睡，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亮晶晶的，她自己浑然不觉。

常丰慧和卫英敏并排坐着，中间隔了一个座位的距离。广播里在播报列车信息，女播音员的声音甜得发腻，像糖精兑出来的水，喝第一口觉得甜，喝第二口就腻了，喝第三口想吐。

“车快来了。”卫英敏说。

“嗯。”

她从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常丰慧。是一本书，翁洲市志，精装本，封面印着翁洲古城墙的照片，就是他们那天去过的那段城墙。常丰慧翻开看了看，扉页上写了一行字，是卫英敏的笔迹，清秀中带着几分凌厉：

“翁洲的夏天很好，但你值得更好的地方。”

常丰慧的手指在那行字上摩挲了一下，墨水已经干了，凹凸的笔迹在指尖下有微微的触感，像是盲文，像是一种只有用手才能读懂的语言。

检票了。

卫英敏站起来，拎起行李。她今天穿了一条白色的裙子，裙摆上印着淡蓝色的小碎花，走起路来裙裾轻轻地飘着，像一朵白云在低空游荡。她走到检票口，回过头来看了常丰慧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太多东西了，多到常丰慧来不及一一辨认，只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上不来下不去，憋得难受。

“保重。”她说。

“你也是。”他说。

她转过身，走进了检票口，消失在通道的拐角处。裙裾的最后一片影子在拐角处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像一只蝴蝶飞进了花丛里，你再也分不清哪一片是花，哪一片是翅膀。

常丰慧在候车室里站了很久，站到下一班列车的乘客都开始检票了，站到那个打瞌睡的老太太被列车员叫醒了，站到候车室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那本市志，翻到扉页，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翁洲的夏天很好，但你值得更好的地方。”

他把书合上，走出火车站。外面阳光灿烂，热浪滚滚，安澜街的法桐在风里沙沙作响，卖西瓜的老汉在树荫底下吆喝，西瓜切开了，红瓤绿皮，汁水淋漓，在太阳底下亮晶晶的，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红宝石。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小女孩从西瓜摊前跑过去，裙摆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花。她妈妈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慢点跑，别摔了！”

常丰慧站在路边，看着她们跑远的背影，忽然想起卫英敏在灯塔上说的那句话：“八年前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

他闭上眼睛，感觉八年前的那个夏天又回来了。那也是一个裙裾飘舞的夏天，满大街都是白裙子花裙子碎花裙子，风一吹就飘起来，像一群候鸟，从这个城市飞到那个城市，从一个夏天飞到另一个夏天。他在那个夏天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让他错失了一个人，也让他成为了现在的他。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也许人生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选择和结果，你选了，你承受结果，然后你继续往前走，走到下一个选择面前，再选一次，再承受一次结果，一直到你走不动了，回头看，才发现那些对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吹过的风，淋过的雨，还有那些裙裾飘舞的夏天。

他睁开眼睛，走进了阳光里。

八月了，翁洲的夏天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