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我大15岁还带娃，我偏要娶，她走后我终于看清亏不亏

昨天上午我媳妇走了，不是生病也不是车祸，就吃了一顿饭。

我坐在她开了半辈子的小饭馆门口，脚边放着她没洗完的围裙，围裙上的油渍还跟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点煤灰和炒菜油混在一起的气味，那气味我闻了半辈子，闭着眼都能分辨出哪一缕是从她灶台上飘出来的。

这事说出来没几个人信。我俩刚认识那会，整条街的人都觉得我疯了。一个二十出头的修车工，成天往一个三十八岁、离异带娃的饭馆老板娘跟前凑，不是疯了是什么。

那年夏天热得人发晕，柏油路都晒得发软，踩上去鞋底能沾下一层黑油。我修完一辆三轮车，手上全是黑机油，指甲缝里抠都抠不干净，饿得前胸贴后背。修车铺旁边那条街新开了家小饭馆，玻璃门上贴着手写的红纸菜单，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挺显眼。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主要是怕自己这身油污进去招人嫌。可肚子不争气，咕噜响了一声，比修车铺里的气泵还响。

我掀门帘进去的时候，她正背对着我擦桌子，系着条藏青色围裙，后背上沾了好几块油渍，有黄的有黑的，像是溅上去的油点子干了以后又叠了新的。听见动静她回过头，我才看清她的脸。皮肤不是小姑娘那种白，是常年在灶台边熏出来的微黄，眼角有细纹，笑起来的时候更深，像刀刻上去的。

“吃点啥？”她声音不软，也不硬，像刚盛出来的米饭，温温的。

我找了个靠门口的桌子坐下，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蹭完才想起来裤子比手还脏，又把手缩回膝盖上。“来盘蛋炒饭。”

她哦了一声，转身进了后厨。门帘晃了两下，我听见铁锅碰灶台的叮当声，还有油倒进锅里的滋啦声。那声音我熟，修车铺隔壁是个早点摊，每天早晨也这么响。可不知怎么的，从她后厨传出来，听着格外踏实。

没几分钟她端着盘子出来，往我面前一放。我低头一看，蛋炒饭炒得粒粒分明，上面卧着个煎蛋，边儿煎得焦脆，蛋黄还微微颤着。

“我没要煎蛋啊。”我抬头看她。

“送的，看你那样子，像饿了三天。”她扯了扯围裙角，转身去收拾别桌的碗，没再多说。我盯着她背影看了两秒，那围裙后腰处有一道褶子，随着她动作一松一紧。

那盘炒饭我吃得狼吞虎咽，连盘底的油星子都就着米饭刮干净了。结账的时候我问多少钱，她头也没抬，擦着碗说四块。我掏出四块钱放在柜台上，出门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她正蹲在地上摘菜，后背的围裙绷得紧紧的，肩膀很瘦，肩胛骨的形状从薄薄的衣料下透出来。

从那以后我修车修饿了，就往她饭馆跑。有时候点蛋炒饭，有时候加一份回锅肉。她饭馆墙上的菜单明码标价，蛋炒饭四块，回锅肉十二。可每次我去结账，她都只收十块。

头两次我以为她算错了，把钱递过去的时候特意说，“姐，回锅肉十二，加炒饭十六，你收少了。”

她手里拿着抹布，在柜台上抹了一下，抬眼瞥我。那眼神里带着点不耐烦，又带着点别的什么，我当时没看懂。

“你吃得了那么多吗？回锅肉我给你盛的是半份。”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又不是傻子，那盘回锅肉的量，跟别的桌比只多不少，肉片切得厚，青椒也放得足，油亮亮地堆在盘子里。后来我就不说了，每次去都乖乖掏十块钱，心里却跟揣了块热红薯似的，暖烘烘的。

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刚从老家出来学修车，满手的茧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冬天一件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夏天两件灰背心轮换着穿，后背上全是汗渍印子。她三十八，离异，带着个十岁的儿子，饭馆就是她全部的家当。整条街的街坊都认识她，背后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命苦，男人不靠谱，扔下娘俩跑了；也有人说她性子太硬，不然哪能走到这一步。我听见了也不搭腔，该去吃饭还去吃饭。

去的次数多了，她儿子我也见过。那孩子瘦，不爱说话，放学了就趴在饭馆角落的桌子上写作业，有人进来就抬头瞟一眼，又赶紧低下头。我每次去，都会从兜里摸颗糖给他。起初他不敢接，盯着他妈的脸看。她在灶台边翻炒，锅铲叮当响，头也不回地说，“叔叔给的你就拿着。”他才怯生生地接过去，攥在手里，半天都不拆。

有天我修车修到下午两点多，浑身是汗，衣服都湿透了，后背上一片深色的汗渍从领口一直洇到腰。掀开门帘进饭馆，里面没客人，她自己坐在靠厨房的桌子旁，面前放着一碗冷饭，就着一小碟咸菜吃。听见我进来，她赶紧把碗往旁边推了推，站起来说，“吃啥？我给你炒。”

我看了眼那碗冷饭，饭粒都硬了，边缘结着一层薄薄的干皮，咸菜是最便宜的那种萝卜条，切得粗细不匀，有几根还带着皮。

“你就吃这个？”我问她。

她扯了扯围裙，笑了一下，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忙过了饭点，懒得再动火，对付一口就行。”

我没说话，走到柜台旁边，把墙上的菜单又看了一遍。蛋炒饭四块，回锅肉十二，都是给客人吃的。她自己开饭馆，却顿顿吃冷饭就咸菜。那天我点了两份回锅肉，她愣了一下，说“你吃得完吗？”

“吃不完打包，晚上当宵夜。”我找了个桌子坐下，故意把脸转向窗外。窗玻璃上贴着“家常小炒”四个红字，有几个笔画已经翘了边。

菜端上来的时候，她把其中一份拨了一半到自己碗里，又把剩下的推到我面前。“别浪费，我陪你吃点。”

她坐我对面，吃饭的时候不说话，筷子夹菜很稳，也不吧唧嘴。我偷偷抬眼看她，她额前有碎发掉下来，沾了点汗，贴在皮肤上。那天我吃得很慢，慢到连碗底的饭粒都数得清。她吃完那半份回锅肉，把碗里的饭粒也一粒粒夹干净了，才放下筷子。

后来我去得更勤了，有时候不吃饭也去坐会儿，帮她搬搬煤气罐，修修坏了的凳子腿。她也不拦着，干完活就给我倒杯凉白开，水里有时候还放颗菊花。那菊花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泡开了花瓣残缺不全，可喝进嘴里有股清苦味，解渴。

街坊们看我的眼神就不对了。有次我刚从她饭馆出来，隔壁开杂货店的张叔拽住我胳膊，把我拉到一边。他手劲大，指甲缝里嵌着瓜子壳的碎屑，抓得我胳膊生疼。

“小子，你多大了？”张叔皱着眉，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二十三。”我挠挠头。

“那你知道她多大吗？三十八！还带着个拖油瓶！”张叔声音压得低，却急得很，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你年轻轻的，找啥样的找不到，非凑她跟前？你亏不亏啊？”

我没说话，把胳膊抽出来，笑了笑。“张叔，我心里有数。”

“有数个屁！”张叔在我背后啐了一口，“等你后悔的时候哭都来不及！”

我没回头，径直走回修车铺。那天下午我拧螺丝的时候，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张叔那句话——你亏不亏啊。亏吗？我想起她围裙上的油渍，想起她给我加的那个煎蛋，想起她吃冷饭就咸菜的样子，想起那孩子攥着糖不敢拆的手。我手上的扳手顿了顿，又继续拧。亏不亏，别人说了不算。

那天晚上我躺在修车铺里间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铺子里机油味重，窗户开着也散不干净，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脑子里全是她低头吃冷饭的样子。那碗冷饭的饭粒硬得发亮，她夹起来的时候筷子尖都在用力。

第二天我又去了。进门的时候她正在给一桌客人上菜，看见我，点了下头，没多说话。我照旧坐下，点了蛋炒饭加回锅肉。菜端上来的时候，她收了我十块钱，我说“姐，你坐下来歇会儿”，她摆摆手，说“后厨还一堆活呢”。

我吃完饭没走，坐在那儿喝茶。她忙完了，端着碗白开水出来，在我对面坐下，也不看我，就看着门外那条街。街上有个卖豆腐的老头推着板车经过，车轮碾过坑洼处，发出咯噔一声。

“你天天来，不嫌腻？”她问。

“不腻。你炒的饭好吃。”

她笑了一声，那笑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无奈，又像是听多了这种话懒得当真的样子。“好吃也不能当饭吃。你正年轻，该攒点钱，别老往我这儿跑，一顿十块，一个月下来也不少。”

我放下茶杯，看着她。她今天没系围裙，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挽到小臂，手腕很细，青筋隐隐可见。那双手搁在桌面上，指节粗大，虎口处有一道烫伤的旧疤，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姐，账不是这么算的。”我说，“我一个月修车挣多少钱，我自己心里有数。你每顿少收我六块，一个月下来我少花多少，我也算得过来。”

她愣了愣，眉头皱起来：“什么六块？”

“蛋炒饭四块，回锅肉十二块，加起来十六。你收我十块，每顿少收六块。”我掰着手指头给她算，“我一天来一顿，一个月三十天，你少收我一百八。”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手里的水杯转了转，杯沿上的水汽洇湿了她的手指。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那是给你抹的零头，你天天来照顾生意，我乐意。”

“你乐意，我也不能装不知道。”我看着她，“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开这个饭馆，起早贪黑的，每顿少收六块，一个月就是一百八，一年就是两千多。你挣的是辛苦钱，我不能白占这个便宜。”

她抬起头，看了我好一会儿，那眼神里有点我说不清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把水杯放下，站起来，说：“你爱来就来，饭钱我收着，你别再算了。”

说完她转身进了后厨，门帘晃了好几下才停下来。我坐在那儿，把那杯菊花茶喝完，心里却跟翻了一本账似的，越翻越清楚。她每顿少收我六块，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过。我头两次以为她算错了，后来发现她是故意的。她不说，我也不点破，可我心里算得明明白白。一个开小饭馆的女人，一天不知道要站多久，炒多少盘菜，才挣得出这六块钱。

后来我把这事跟修车铺的师父说了。师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修了一辈子车，手上全是机油浸出来的黑纹路。他听完，把扳手往地上一扔，蹲在车轱辘旁边点了一根烟。

“你小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师父吐了口烟，“她比你大十五岁，还带着个孩子，你图啥？”

我蹲在他旁边，捡起那把扳手，在手里掂了掂。扳手上还沾着机油，滑腻腻的，我拿抹布擦了擦。

“师父，你说修车这行，一辆车值不值那个价，得看啥？”

师父斜了我一眼：“看车况，看里程，看有没有大修过。”

“那一个人值不值，又看啥？”

师父没接话，闷头抽烟。烟灰弹在地上，风一吹就散了。过了好半天他才开口：“你爹妈知道了，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我没吭声，心里却跟明镜似的。我爸妈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他们要是知道我找了个比我大十五岁、还带个孩子的女人，肯定得炸锅。可我心里那本账，他们没替我算过。

她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起来和面，蒸包子，煮粥，五点开门，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才收摊。中间歇不了两三个钟头，还得顾着孩子写作业、吃饭。我修车，活多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可下了班还能躺平了歇着。她呢？下了灶台是柜台，下了柜台是洗衣板，下了洗衣板是孩子的作业本。她比我大十五岁，可她那双手，比我这修车的手还糙。

那阵子我天天去，她也不再说“你别来了”的话，只是每次收钱的时候，还是只收十块。我也学会了，不再跟她争，只把十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说一句“姐，我走了”。

有天傍晚，我收工早，路过她饭馆门口，看见她儿子蹲在台阶上，书包扔在脚边，手里攥着一根铅笔，在本子上画着什么。我走过去蹲下，看见他画了一辆卡车，歪歪扭扭的，轮子画得一个大一个小。

“这车轱辘画得不对。”我指着那个大轮子说，“卡车后轮是双胎的，得画两个挨着的。”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警惕，又有点好奇。我把本子拿过来，用他的铅笔在空白处画了一辆卡车，画完递给他。他接过去，低头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动了动，没笑，但眼睛亮了一下。

“你是修车的？”他问。

“嗯，修了三年了。”

“那你能修好我妈那辆电动车吗？后闸老响。”

我愣了一下，说：“能，明天我拿工具来，给你妈看看。”

他点点头，把本子合上，塞进书包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跑进饭馆去了。我蹲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瘦瘦小小的，后脑勺上有一撮头发翘着，跑起来一颠一颠的。

那天晚上我回修车铺，翻出扳手和闸线，把工具装进一个旧帆布包里。那帆布包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边角磨得发白，拉链坏了半截，我用铁丝缠着。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她饭馆，她正在后厨炒菜，油烟机轰轰响，没听见我进门。我径直走到墙边，把她那辆旧电动车推出来，蹲下拧螺丝。她儿子趴在柜台边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拆后闸。

她端着菜出来的时候，看见我蹲在地上，手上全是黑油，愣了一下。“你干啥呢？”

“后闸松了，我给你紧一紧，换根闸线。”

她没说话，把菜放到客人桌上，又回了后厨。我听见锅铲翻炒的声音，比刚才响了些。换完闸线，我把车推回原位，试了试刹车，咔嗒一声，干脆利落。她儿子跑过来，摸了摸后轮，抬头看我：“好了？”

“好了，你试试。”

他骑上去，在门口那条街上骑了一个来回，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点红晕，冲我喊：“不响了！”

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锅铲，围裙上又多了几块油渍。她看着那孩子骑车，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后厨。可我从她背影里，看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她走路的时候，肩膀不再绷得那么紧了。

那天结账的时候，她收了我十块。我把钱递过去的时候，她没接，看着我手上的黑油，说：“去洗洗手，脏不拉几的。”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全是黑机油，比平时还脏。我笑了笑，去后厨水龙头底下冲了半天，又拿肥皂搓了两遍，才搓出点肉色来。回到柜台，她收了那十块钱，从抽屉里摸出一颗糖，放在柜台上，推到我面前。

“给孩子的？”我问。

“给你的。”她说完，转身去收拾桌子了。

我捏着那颗糖，糖纸是橘红色的，在手里攥了好一会儿，心里那本账，又翻了一页。那天晚上我回修车铺，把糖纸压在了枕头底下。橘红色的糖纸，皱巴巴的，我舍不得扔。

师父说得对，我爹妈知道这事，肯定得炸锅。可我没等他们炸，先回了趟老家。我跟我妈说，我看上个人，想跟她过一辈子。我妈正在院里喂鸡，手里的瓢没拿稳，撒了一地玉米粒。

“多大？”我妈问。

“三十八。”

我妈没说话，弯腰去捡那瓢，捡起来又掉下去，最后干脆不捡了，直起身看着我，眼睛红了一圈。“你才二十三，你知不知道三十八是啥概念？她比你大十五岁，等你四十，她都五十五了，等你六十，她七十五，你伺候得动吗？”

我蹲下来，把地上的玉米粒一粒粒捡回瓢里，捡了半瓢，才说：“妈，她每天凌晨四点多起来蒸包子，忙到晚上九点多才收摊。她儿子十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她一个人拉扯着。我修车挣得不多，可我能给她搭把手。”

我妈听完，转身进了屋，把门摔得震天响。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最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说了句：“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

回县城那天，我一路没说话。班车颠得厉害，窗外的树一棵棵往后倒，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是不是真亏了？可我一想到她凌晨四点多起来和面的样子，想到她端着冷饭就咸菜的样子，想到那孩子骑电动车时脸上那点红晕，我就觉得，这账不能这么算。她三十八，我二十三。可她那双手，比我这修车的手还糙。她一个人扛了那么多年，没喊过一句累。我跟她在一起，到底是谁亏？

后来她生了场病。那天我去饭馆，门关着，玻璃门上贴了张纸条，写着“歇业一天”。我推了推门，锁着。我绕到后窗，看见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敷着块湿毛巾，脸色白得吓人。我砸开门进去，她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含含糊糊说：“别管我，你回去。”

我没回去。我把她背起来，去了医院。一路上她趴在我背上，轻得不像话，我甚至能感觉到她肩胛骨硌着我。到了医院，医生说是累的，加上着凉，得歇几天。她儿子放学回来，看见我在医院走廊里坐着，愣了一下，然后慢慢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就并排坐着。走廊里的灯管嗡嗡响，照得人脸上发青。

过了好一会儿，那孩子开口了：“我妈会不会死？”

我扭头看他，他低着头，手指绞着校服的衣角，指节发白。“不会。”我说，“有我在，不会。”

那孩子没抬头，但我看见他肩膀抖了一下，像是憋了好久的什么终于松了。

她住院那几天，我白天修车，晚上去医院陪夜。病房里没陪护床，我就搬把椅子，趴在床边睡。有天半夜她醒了，看见我趴在床沿上，没说话，只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块空地方。我迷迷糊糊抬头，她看着我，声音哑得厉害：“上来睡会儿。”

我爬上床，侧身躺在她旁边，连外套都没脱。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药味，混着平时炒菜留下的油烟味。我闭着眼，听见她呼吸很轻，像怕吵着我似的。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她已经坐起来了，靠着床头，手背上还贴着胶布。她没看我，就看着窗外，说：“等我好了，你搬过来住吧。”

我愣了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好。”

她没回头，但我看见她嘴角弯了一下。

我们没办酒席，就领了个证。领证那天她穿了件新衣服，浅灰色的，衬得气色好了些。她儿子站在她旁边，看着我，问：“我以后叫你啥？”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你想叫啥就叫啥。”

他想了半天，说：“那我叫你哥。”

她拍了他后脑勺一下：“没大没小的。”

我笑了，说：“行，叫哥就成。”

那孩子后来一直叫我哥，我也一直应着。他开家长会，她忙得走不开，我就去。老师问我是谁，我说是他表哥。老师没多问，我交钱、领成绩单、挨训，跟别的家长一样。有一回开完家长会，我带着那孩子往回走，路过一家小卖部，他站在冰柜前不动了。我掏钱给他买了根冰棍，他撕开包装，先递到我嘴边。

“哥，你吃一口。”

我咬了一小口，他这才舍得吃。那根冰棍两毛钱，我们俩一人一口，吃出了两块糖的甜。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我修车，她炒菜，那孩子上学。晚上收了摊，我帮她擦桌子、拖地，她给我热饭。我爸妈后来也来过一趟，我妈看见她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活，张了张嘴，没说出难听的话。临走的时候，我妈塞给她一个红包，她不要，我妈硬塞进她围裙兜里，说：“拿着，给孩子买件衣裳。”

她站在门口，捏着那红包，眼圈红了，还是没掉泪。

她四十岁那年，我给她拔白头发。她坐在院子里，我站在她身后，一根根找。拔到第三根，她抓住我的手，说：“别拔了，越拔越多。”

我捏着那根白头发，在太阳底下看。那头发白得透亮，像镀了层银。“你老了我也给你拔。”我说。

她笑了，笑得肩膀直抖：“等我老得头发全白了，你拔得过来吗？”

“那就不拔了，全白也好看。”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笑，也有点湿。她没说话，站起来进了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红瓤黑籽，摆在桌上。“吃吧，刚冰的。”

日子不是没吵过。她性子硬，我脾气也倔。有回为了那孩子上初中的事，我们俩吵了一架。我说我管得太多，她说我太惯着。那孩子站在门口，书包都没放下，看看她，又看看我，最后说：“你们别吵了，我去奶奶家住两天。”

那天晚上她没吃饭，我也没吃。饭桌上摆着两碗菜，凉了，谁也没动筷子。我坐在院里抽烟，她坐在屋里擦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进屋，从兜里掏出颗糖，放在她面前。那糖纸是橘红色的，跟当年她给我那颗一样。

她低头看了一眼，没绷住，笑了。“你就知道拿糖哄人。”

“管用就行。”

那孩子上高中那年，家里水管爆了。半夜，我听见“砰”一声，起来一看，厨房地上全是水。她披着衣服跑出来，二话没说去拿盆。我蹲在地上找阀门，她端着盆接水，水溅了她一身。我修到半夜，她就在旁边守着，给我递扳手、递钳子。等修好了，我们俩身上都湿透了，头发上滴着水。她看着我，突然笑出声来。

“你这样子，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我也笑：“你也没好到哪去。”

她笑着去拿毛巾，给我擦头发。那毛巾是她平时擦碗的，我闻见一股洗洁精味，却觉得比啥都香。

她六十三岁那年，我们出去旅游。她背着包走在前面，我落了好一段。她回头，站在台阶上喊我：“你行不行啊？”

我喘着气，扶着膝盖：“你慢点。”

她没慢，反而走得更快了。阳光从她身后透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看着她，突然就笑了。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太太，爬山比我还快。

昨天上午她走了。不是生病，也不是车祸。就吃了一顿饭。

那顿饭是她自己做的。她蒸了米饭，炒了个青菜，还炖了碗蛋羹。我那天在修车铺忙，没回去吃。她一个人坐在桌边，吃完那顿饭，把碗筷收了，去洗围裙。

围裙还没洗完，她就走了。

我接到电话赶回家的时候，她靠在厨房的门框上，手里还攥着那块洗碗布。水龙头没关，水哗哗地流，池子里的水溢出来，淌了一地。我冲过去关了水，蹲下来，把她手里的洗碗布抽出来。那布还湿着，带着洗洁精的泡沫。

她脸上很平静，眼睛闭着，嘴角甚至还有点往上弯。就像睡着了一样。

我坐在厨房地上，握着她的手，那双手还是那么糙，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茧。我摩挲着那些茧，突然想起她三十八岁那年说“你亏不亏”。

亏吗？

我二十三岁遇见她，她三十八。她比我大十五岁，带着个孩子，所有人都说我亏了。可这二十多年，她每天给我做饭，我给她修车；她给我拔白头发，我给她递糖；她爬得比我快，我在后面笑。

到底谁亏了？

那孩子现在也三十多了，在外地工作。他赶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她的围裙洗干净了。那围裙上的油渍洗不掉，黄一块黑一块，跟二十多年前一样。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先叫了声“哥”。

我抬头看他，他眼眶红着，喉咙动了动，说：“我妈她……”

“走了。”我说，“就吃了一顿饭。”

他走进来，蹲在我面前，握住我的胳膊。我们俩谁也没哭，就那么蹲在厨房里，看着那条洗不干净的围裙。

她走的时候六十三岁。我四十八。

我二十三岁那年，所有人都说我亏了。可这二十五年，我一天都没觉得亏。

她每顿少收我六块，一年少收两千多。二十五年，她少收了我五万多块。可这五万多块，我早用别的方式还回去了。

我用一辈子还的。

昨天上午她走了，就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她做得清淡，青菜炒得碧绿，蛋羹蒸得嫩滑。她吃完，把碗筷收了，去洗围裙。

围裙没洗完，她就走了。

我坐在她开了半辈子的小饭馆门口，脚边放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风一吹，围裙角轻轻翻起来，油渍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那孩子从屋里端出两碗饭，一碗放在我面前，一碗放在空椅子上。

“哥，吃饭。”

我低头看那碗饭，白米饭上卧着个煎蛋，边儿煎得焦脆。

跟她当年给我加的那个，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