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多家公司遭严查！乌克兰反腐体系崩塌，裙带资本正疯狂吸血？

乌克兰战时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资源大规模向战争需求倾斜，其资金来源包括国内税收及盟国的大规模外部援助。

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为 “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国防与军工综合体开支对国内经济需求形成支撑，其对经济状况的影响日益凸显。对于曾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乌克兰政府而言，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而这一转变的发生，恰逢西方国家调整经济理念、逐步脱离新自由主义时代 “小政府、自由市场” 信条的时期。推动各国转向干预主义的因素并非仅有战争，由于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解决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工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等政治目标，也无法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结果。

尽管干预主义国家的回归已有时日，但国家与资本关系的处理仍面临诸多挑战，且可能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构成多重潜在风险。对于乌克兰这类长期存在公共机构被私人利益操控问题的国家而言，相关问题尤为突出。

当前，乌克兰政府因近期一系列负面新闻面临严格审视，其遭遇的危机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警示。

7 月初于罗马召开的乌克兰复苏年会（URC）的讨论刻意规避政治争议，整体呈现技术官僚主义氛围，给人以自由国际秩序仍在发挥作用的印象。“去风险化” 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其内涵是借助国家及多边资源吸引私人资本进入乌克兰。

Oleksiy Kuleba，负责恢复和重建的副总理-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长

尽管在乌克兰语境下，“去风险化” 主要针对与战争相关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在投入资金前会寻求担保（URC 某小组的金融家将其称为 “半主权投资担保”），而政府与捐助方则希望引导资金流向其倾向的政策目标。

丹妮拉・加博尔对这类围绕投资责任分担的争议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对 “去风险国家” 与 “国家安全国家” 作出了恰当区分：前者通过补贴与担保等方式，以公共资金降低私人资本的利润风险；后者则对资本施加更具导向性的控制，将其引导至战略重点领域。

对乌克兰而言，这一总体范式的意义在于，引导资本流向能够促进经济生产基础增长的领域。这些产业政策模式将公有制与私有制企业的竞争性生态系统纳入统一政治框架，国家通过行使否决权确保达成预期结果。

乌克兰基辅，抗议者高呼口号、举着标语牌，抗议一项剥夺 NABU 和 SAPO 反腐机构独立性的法律

有迹象显示，乌克兰军工联合体在理想情况下正借鉴部分此类方法，基辅的 “Brave1” 国防技术创新平台便是典型案例，该平台为生产者的竞争性生态系统提供拨款与测试设施。

然而，此类框架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能够维护公共利益的强有力机构。

然而，近期一系列负面新闻使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乌克兰政府被指出现象，包括阻止任命一名反腐调查员领导经济安全局，且该机构被曝存在敲诈私营企业的行为。此外，政府对知名反腐活动家维塔利・沙布宁采取的行动引发广泛争议，导致包括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内的 100 个乌克兰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直接向总统表达抗议。

乌反腐社会组织创始人卡莱纽克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乌克兰政府被指实际削弱了该国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全面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且抗议者无视戒严令，这一现象预示着潜在的治理挑战。

面对公众的不满，基辅方面目前已有所退让，其背后动因似乎与对乌克兰战时经济中，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审视日益深入相关。

对于一个正转向 “去风险化” 的世界而言，随着经济增长挑战增多、危机加剧投资风险，乌克兰的经历警示：国家重新成为关键经济行为体的过程中，可能为裙带关系与食利资本主义提供滋生空间。若制度设计不当，可能催生一个依赖国家资助、风险极低且缺乏公共问责的私营部门。

这些问题在乌克兰尤为突出，因其精英阶层历史上便通过争夺政治权力，获取其他派系的租金与收入。这场战争本应成为打破这一循环、增强国家独立组织能力的契机。然而，尽管乌克兰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但这一乐观假设的合理性已开始受到质疑。

私有化与国有化计划，这两项看似对立的政策均受到严格审视，因其都可能被私人利益集团以不同方式利用，以获取资源控制权。目前，已有超过160多家公司、近8000个组织及近12000名个人遭遇某种形式的资产扣押或制裁。

乌克兰的相关负面新闻目前已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这对其国际支持度构成战略风险。为重塑形象，基辅应将战略叙事聚焦于强化公共机构，着手构建加博尔所说的 “国家安全国家”，以应对俄罗斯。